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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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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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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诗意正相脗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琯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琯为相，故曰复用。琯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琯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琯，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琯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琯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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