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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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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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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杜诗 诗史 儒家风范 现实价值
［论文摘要］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一、杜诗的“诗史”性
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此其自中晚唐开始，一直享有“诗史”的美誉。称杜诗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逸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诗史”渐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奉杜甫为诗宗并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这样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看来，自宋代始，誉杜诗为“诗史”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和认可。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反映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杜诗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又本着历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诗里写出了事变前夕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现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大体上都是反映了事变前夕的阶级动态的作品。在事变当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对各阶层的生活更加熟悉，对事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触及了许多重大的国计民生。中唐元稹倡导新月府运动时《乐府古题序》说过：“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无复倚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诗真实反映历史的特点和优点。“安史之乱”中，诗人的《哀江头》《哀王孙》《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表现出对国事的极端忧虑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风范。的确，诗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忆昔》中曰：“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甚至，他还自认是个“腐儒”，如其在《江汉》中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一个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笃信儒家生存理念，一个“有志于道者”所必须身体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在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杜甫《进鵰赋表》：“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先辈中，杜预是晋初的名将，又是一位精通儒术的人，曾撰写《春秋集解》；杜预而下的杜耽、杜逊、叔吡、依艺，或是刺史或是县令；祖父杜审言系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诗，深切地注视这国家命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过问[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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