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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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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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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事，都要出主张、谈看法，积极的政治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杜诗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同时，还常常表达自己生平抱负和政治理想。忧国忧民和忠君思想，是这类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的内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着消极的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其特点在于杜甫特别笃信那曾被儒家所标榜，却一向不曾实行的某些理想，连孔子孟子称道尧舜，也只是标榜而已，杜甫则笃信而迂执。杜甫把尧舜之治当成可以见诸实行的真理，在《奉赠韦左趁丞丈二十二韵》里谈到自己早年的抱负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发自肺腑的话，和统治阶级缘饰儒术标榜的词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苏轼等同样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但他们谁也不像杜甫这样执着和认真。加之杜甫的遭遇，当国家有太平迅速转为动乱的条件下，他不仅客观地看到民间疾苦，而且亲身感受了这种痛苦。他不仅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亲身尝到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悲哀，亲身体验了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难的关系，也自然地产生了同忧戚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社会理想一结合，就成为了诗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础，以致“迂拙”到不可动摇。
一方面，杜甫“诗史”所表现出的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的强烈政治色彩。“长愿天子圣”与“探道欲度羲皇前”,这就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与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关心相联系，把天子的“圣”否看成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思想认识体系和社会结构体系里是必然的。应该注意的是“致君尧舜上”是一个理念体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着臣下对君王的“忠”，而它的具体内容却包含着、规定着对国家、现实、黎民的热爱、忧虑与关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变、影响，使其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就包含着斗争。实际上这是有风险在内去战斗的现实主义，而其着眼点乃在忧黎元、淳风俗，即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提。这包含着极其可贵的思想，甚至与后世不同发展阶段的民主意识是相通的，因而有着广泛的启迪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杜诗张显人性之“欲”民本思想。儒家的仁爱情怀是与杜诗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为表里的，杜甫常常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而歌唱。“言欲”，首先是言百姓之“欲”——利益。叶燮《原诗·外篇（上）》曰：“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朋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杜甫对乱离的世道下受苦难的、具体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的抒写，表现了他对人的正当的生存欲求的有节制的表达和要求。首先应该举出《石壕吏》及《又呈吴朗》，在艺术、语言上诚然是炉火纯青。然而，它们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足以代表唐代众生相，以及他们的人性或受戕害或遭压抑或被扭曲的人物形象，这就是杜诗中的“人物”诗。在这两篇具有叙事风格的诗篇中，杜甫对人的正当而卑微的欲求，人在乱离中的痛苦的描写，最大限度地发掘出人性之美、人性之真。比如，《石壕吏》中“妇啼一何苦”，已经成为千古绝唱，打造出了苦难时代中的一个普通老妪的勇于牺牲奉献、敢说敢做、敢哭敢控诉，而又敢于承担的美好品格。同时也写出了唐代下层妇女的命运，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杜甫是人民的“喉舌”，通过诗歌喊出了民众的痛苦和心声。 二、“诗史”性的杜诗的人文精神及现实价值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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