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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唐薛稷书跋》云:“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旬,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批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欧阳修在这段话中表明了知音难遇的感慨,以欧梅二人的亲密无间,尚且不能全然认知诗人本意,何况根本丝毫不了解欧阳修的其他读者?这对解读欧阳修本人,探究其诗歌本质思想与精神内核都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儒家教义之真谛必不能得到很好的传递,怎样做到“以最小的力获得最大的效果”,即“以最小的注意力,能使对方理解或使对方感受”,将文字与内容之间的距离减少到可能的最小限度?同时,欧阳修将诗文视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希望能将“见之于言”的作品流传后世,借以向时人或后人昭示自己不可摧折的生命意志,达到精神之不朽的效果。那么自己的诗文如何能够突破前贤,不似“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达到永存?这些也都是欧阳修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显而易见,欧阳修平易简洁诗风的形成,和他所提倡的尚宽简,去繁难,使人易知易行的思想观念及上述客观问题所凸显的精神规范不无关系。它们构成一种合力,不仅影响着诗人的创作思想,并在—定程度上支配着欧阳修诗歌的创作走向。平易之诗风似乎成为欧阳修消除奇僻艰涩风格、弘扬主体精神、消除诗之“隔”的最佳参照,这也成为他学习韩愈、最终突破韩愈的最好诠释。
诚然,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诸如时代变革诗风的需要、诗人的成长经历、诗歌内部自身的发展规律等等,但不可否认,欧阳修立足于现实的实用主义儒学思想和人生态度是影响他诗歌表现模式不可忽略的文化动因之一。就像A.Я.齐斯所说的那样:“哲学决定文学所需要的那种精神气候的特征,哲学表现为时代的特殊的理智精华,从而对文学过程发展的性质和水平产生影响。”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丰富、充实着他的诗歌创作观点,而“从哲学上充实艺术个性观越深刻,艺术个性观在艺术流派及其固有的创作方法的形成中的作用就显得越重要”。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在经历了宋初三体诗学范式的繁芜之后,能以其独特面貌脱颖而出,并对宋诗境界之开拓,表现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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