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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

时间:2010-7-17 11:41:57  来源:不详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  诗史  文化背景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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