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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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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9-1 10:38: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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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历史小说 张居正 复活历史 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一、从皇帝与宰相谈起
近些年，帝王小说兴盛，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不能不看到这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都对皇权充满崇拜的结果。我们在批判极权统治的时候，往往会把这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统治阶级本身，殊不知正是崇拜皇权的民族心理，构成了极权统治存在的土壤。
我曾对人讲过，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从秦始皇到光绪的皇帝系列，二是从李斯到翁同稣的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系列。若将这两个系列的人物作大致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优秀的宰相远多于优秀的皇帝。其治国的能力，帝王系列的人物表现出的是一条一直向下的曲线，而宰相系列的人物则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水平线上。细究个中原因，乃是因为皇帝是世袭制，而宰相则多半是凭着真才实学一步步攀上权力高峰。因此，除了改朝换代留下赫赫文治武功的开国皇帝以及为数不多的明君，更多的帝王都如过眼云烟。虽然他们生前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死后，他们的声名却是比春花凋谢得更快。更有趣的是，一个暴君或一个庸君的身边，往往都会有一个聪明的善于协调平衡各方面关系的宰相。尽管这样的宰相多半都会“以身殉职”，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斡旋与努力，国家才不致于动荡，世袭的皇权才得以延续。诸葛亮在他著名的《前出师表》中表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应视作中国宰相们政治生涯的生动写照。
恕我不敬，中国的皇帝除了屈指可数的英明君主外，更多的是荒唐与平庸的人物。宰相则不然，他们中产生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商鞅、萧何、诸葛亮、魏征、赵普、王安石、刘伯温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物，莫不都是宰相出身(即便没有宰相的头衔，也都干着宰相的事业)。当然，宰相中也出过李林甫、秦桧、贾似道、严嵩之类的奸佞，透过他们，我们亦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淫邪与残暴是怎样在精心设计的权术中达到极致。中国有帝王术，专门研究如何当皇帝；中国却没有一部宰相学，来探讨这一特定职位上的人的领导艺术与政治智慧。勿庸讳言，是东方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极权统治导致了这种缺失。
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宰相们与其说是为国服务，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履，但若稍一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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