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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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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9-1 10:38: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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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涉内容，遍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呢?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作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却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其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中国“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作孤独的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吗?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渴望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
三、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结果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1)典章制度的真实；(2)风俗民情的真实；(3)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是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作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我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它既要忠实于历史，更要忠实于文学。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30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现在读者看到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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