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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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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1: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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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厉、气势煊赫的大汉气象;笔下人物富有英雄情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作品中另有幻想的神仙世界，人神同乐的画面也现诸笔端，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降及东汉，随着经学的逐渐僵化以及神学化，它所润饰的儒家伦理纲常以及粉饰的太平盛世也让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识到了它的虚妄和荒诞，便渐次展开了批判。
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尤其鲜明，熊汇礼先生评价王充的《论衡》很中肯，“王充作《论衡》·一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作怀疑之论，正虚妄之说;敢于问孔刺孟，唾弃谴纬神学。,> _71(P86)他肯定孔子的智慧与道德，又反对把孔子神化，《论衡·问孔》大声疾呼:“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对汉代学者盲目尊经进行了猛烈批判。王符《潜夫论》揭露时弊，多切于实际，其《务本篇》说:“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伤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梯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对汉世欺世盗名之徒进行了鞭辟人里的谴责，愤世之深沉、措辞之激烈、感情之强烈，综观两汉政论散文，亦为少有。它如荀悦《申鉴》。仲长统《昌言》等也都充满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也不迷信、盲从圣人、经书。”
赋作的现实性也较强烈。班彪的《北征赋》记述自己于西汉末年北行的历程，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自己也是“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悲愤地指出:“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是统治者没有修德造成的，而不是上天变化无常，这种思想在其时极具有进步意义。蔡琶的《述行赋》表达了作者“则善戒恶”的愿望，文中对比了居高位者的穷奢极欲和下层百姓的悲惨凄苦:“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祖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金守利而不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不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批而无粒。”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借助诗人之口调侃道:“河清不可侯，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同样的精神在诗歌中也有体现。东汉乐府叙事诗多反映下层百姓的优思，如《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人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家中已无可遮挡风寒的衣服，没有可果腹的粒米，这位贫寒的小市民只能奋起反抗了。《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竺答，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病妇临终嘱咐丈夫照顾孤儿，丈夫却无力抚养孩子，诗中概括的是整个下层百姓悲惨生活的缩影。《孤儿行》写一失去父母的孤儿备受兄嫂的虐待与折磨；《平陵东》写义公被劫持勒索以致倾家荡产的不幸遭遇；《燕歌行·翩翩堂前燕》写流落他乡的孤客衣服破旧却无人缝补的辛酸。在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寄寓着诗人强烈的爱憎，批判虽深刻却不着痕迹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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