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使依经而论成为汉代文士对社会文化发展施加积极影响的唯一选择。因此，在以经学为理论基础、思想前提和意识形态语境的有汉一代，那场旷日持久的屈骚评论，也自然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然而，经学自身在汉代也是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向前演进的，其中既有今文经学内部之争，又有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有经纬之争。在经学化被动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不同学派的经学思想及其所衍射出的基本精神，制约着汉人屈骚评论的发展，促使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

    首先，今文经学的纷争导致汉人对屈骚的价值取向的论争。

    西汉发生了两次今文经学内部的论争，先后使公羊、谷梁两个今文学派占据了话语领域中的权威地位。武帝独尊公羊，刘安、司马迁虽非经学家，但明显受到公羊学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刘安自不必说，其《离骚传》就是为竭力迎合汉武帝尊儒的思想倾向而作出的历史阐释。司马迁也曾有向今文经学创始人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的经历。因此，二人在以法治而不以“仁义”为核心的公羊学派思想的导引下，从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出发，着重强调屈原忠贞正直的品格及其贤明的治世才能，这既是汉武帝所期待和倡导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至宣帝时，《谷梁》异军突起，占据了话语领域的主导地位。《谷梁传》“借事明义”，强调礼制，重视宗法，这对于挽救渐趋末世的经学颓废思潮和日益松散的宗法政治体制，则有一定的时代作用。《谷梁》的这种思想到了东汉时的《白虎通》则更加完备与确定，并以国家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于是，在以德行而不是以智术显于当世的谷梁学派思想的导引下，汉人对屈骚的价值取向便从对屈原品格的推崇，逐渐转向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的评判。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扬雄认为屈原缺乏生存的智慧;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乃是“狂狷景行之士”。即使极力维护屈原的王逸，也是以儒家的道德仁义来评价屈原，对班固的批判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然而，无论是汉武之世对屈原的定位集中于德与能，亦或汉宣之后对屈原进行伦理道德的评判，无不是汉人通骚致用的政治诉求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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