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后期刘歆等人发起经今古文之争开始，古文经学因其内在的学术理性精神而逐渐为士人所接受和推重。到了东汉时代，古文经学的研习日益繁荣、兴盛，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居于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而以保持朴学传统、注重训诂和史实、较少迷信成分为总体特征的古文经学所衍射出的理性精神，亦反映到汉人对屈骚的评论上，促使汉人对屈骚的认知方式从心灵感受向理性批评转化。

    刘安、司马迁均以感同身受和心灵体悟的方式去解读屈原作《离骚》的心理动因，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一个“怨”字，既沟通了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心灵，又标示出浑浊之世的独立的人格力量。他们正是通过对屈骚的解读达到对自我命运的深刻洞察和深切哀叹，又是以自己的生命感悟去理解、认识和评价屈原。然而古文经学的郁兴，使得屈骚评论由先前的同情与共鸣转向理性评判，扬雄、班固、王逸对屈骚的褒扬亦或贬抑无不是将个人情感的体悟纳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不仅如此，在今文经学思想的制约下，汉人对非出自圣人之手的《离骚》的认知方式，是把其与儒家经典相对读，确立其正当性，进而肯定其具有“经”的性质。然而两汉之际，古文经学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今文经学非“五经”不得称“经”，非圣人不敢作“经”的格局，“经”不再是万世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更动和发展的。正是在这经学变古的时代，汉人对屈骚的认知方式发生了变化，把《离骚》亦称为“经”。王充《论衡·案书》中就有“《离骚》之经”的提法，东汉安帝时期的王逸尊《离骚》为经，不仅对《楚辞》文本的阐释采用了源于西汉今文经学，对经、传进行逐章逐句逐字解释的“章句”形式，并在《楚辞章句》中，专门训解“离骚经”三字旨意，而且王逸《楚辞章句》大致采取了古文经学《毛诗》的注释体例，“依经立义”，对屈骚精神给予合乎经义的经学阐释，确立了屈骚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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