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经学的谶纬化致使汉人对屈骚的诠释目的的调整。

    汉代经学的衰微从西汉末年谶纬泛滥中即已初露端倪。兴盛于哀平之世的以神学迷信为主要特征的谶纬之学，在王莽的摄政、代汉的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是看到了谶纬的思想力量，到了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从而使谶纬几乎取代了今文经学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极大影响，大有取代经学成为学术正宗之势。但谶纬的神学倾向不仅与古文经学相悖，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与今文经学世俗化的学术品格相违背的。因而伴随着政治地位的快速提升，特别是当它被光武帝宣布为国宪之后，谶纬之学与正统经学的矛盾也就愈加尖锐起来。

    经纬之争也致使汉人对屈骚的诠释目的，由强调儒家的讽谏功能转向强调去伪求真，以抨击经学的谶纬化。西汉刘安作《离骚传》，认为《离骚》兼《诗》之风雅，深得《诗经》委婉托讽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中的文字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评价，并且更加强调屈原作品的“讽谏”性质，《史记·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然而，西汉末年以降，经学的谶纬化使“证实以致用”的儒经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加之从屈骚发展而来的汉赋，已逐渐“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因此，从批判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强调去伪求真的思想出发，扬雄、班固对屈原作品中大量借以抒怀的神话传说和奇谲瑰伟的艺术想象加以贬抑。

    扬雄认为屈骚“过以浮”“蹈云天”;班固认为屈骚“多称昆仑冥婚，毖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二人对屈骚中的神话传说、超现实的虚构和想象等内容所表现出的不满，正是出于对以虚妄为特征的谶纬神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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