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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操文学著作中的人才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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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2-17 09:59: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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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取士母废偏短令》(即《求贤第二令》)中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而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他在这里明确地表示，对于像陈平、苏秦那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使没有那些虚伪的封建道德标准，也应选用，不可遗漏。他还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索性直言道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列举了商汤大臣伊尹原为一个陪嫁的奴隶，春秋时帮助齐桓公进行政治改革，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的管仲，原来是曾经射杀过齐桓公的敌人，汉初名相萧何，曹参初为县吏，韩信是胯下之夫，陈平负有盗嫂受金之辱，吴起是个母死不归、杀妻灭子的歹徒，然而他们具有“治国用兵”的雄才，能够成就大业，所以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即《求贤第三令》)中感叹地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正是曹操能够明确地提出不讲门第出、不问恩怨宿敌、不管声名好坏，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地提拔使用，所以在他的周围才陆续聚集了像文士荀彧、郭嘉、贾翊、苟攸、许攸、陈琳等，武将如典韦、张辽、徐晃、于禁、乐进、程昱、曹洪、夏侯兄弟等一大批愿为统一战争效力的能人志士。这些人以曹操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和军事集团，为中国北方大统一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三、使用人才要“奖罚分明”
王沉(《魏书》评曹操)评价曹操的用人之术是“勋劳必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曹操正是坚持这个用人原则。所以才能充分而广泛地调动了有利于统一集权的积极因素，消除了不利于统一集权的消极因素。建安八年，他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强调：“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阿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他在《<孙子)注》中更是明白地告诫大家：“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这种“奖罚分明”的用人原则不但贯穿在曹操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大量的文学著作之中。如建安十二年《请增封荀彧表》中，他向汉献帝列举了荀彧在与袁绍大军官渡决战前后的功劳，并检讨自己在强大敌人面前“时众寡粮单，欲图还许”的退缩思想，多亏荀彧的“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才使得自己“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曹操认为苟或虽不是冲锋陷阵的武将，但他能够深谋远虑，提出积极的建议，达到“以亡为存，以祸为福”的效果，这样的功勋真正是“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所以曹操要求汉献帝学习高祖刘邦的做 法，要“贵指踪之功，薄搏获之赏”。对荀彧应该以“原其绩效。足享高爵”，“乞重平议，增畴户邑”。曹操类似这类为功臣请取封赏的事例很多，如建安十二年他上书汉献帝的《表论田畴功》中对田畴在征讨乌丸斗争中杰出贡献的陈述；建安六年在《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中对枣祗在推行屯田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统一战争提供物质支援作用的肯定。虽然枣祗“不幸早殁”。就是“追赠以郡”，也是“犹未副之”，就是说，枣祗虽死，现在追封他为陈留太守，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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