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于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
 |
时间：2011-03-01 10:10:24 来源：不详
|
|
|
变” (《词综·发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工极变的南宋词，不是泛指一切词。既不包括俚俗的艳词，也不包括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而专指南宋雅词，李康化先生认为是专指宋末临安词人之词’’。南宋的雅词与北宋雅词不同，北宋雅词浑涵，词淡而情浓，有高远之姿，南宋雅词深美，文丽而情隐，有妍雅之态)。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词中，为何选择南宋雅词?曹保合先生在《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他认为，南宋雅词在创作队伍、创作技巧、雅词的开拓、雅词的理论远远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词偏裱挚，南宋雅词偏清空，而朱氏喜欢的是偏清空的雅词，即汪森所说醇雅。既要保持词自身委婉抒情特点，又能够有所寄托。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同时略作补充，朱彝尊选择南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赵宋王朝与朱明王朝都是历史上被异族征服的汉族政权，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出于对故国、对日君的眷恋，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朱氏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同时，朱彝尊在《书花间集后》文中云：“方兵戈傲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处时代文网之密，文字之间如有择词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发现，则被定罪，受尽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浑苍茫的词风逐渐隐去，文人开始寻求“空中传恨”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怀。因此，从时势的选择到雅词纯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词都符合朱氏的要求。
4．恪守词“别是一家”
朱彝尊赞同《花间》，追求词的醇雅，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词“别是一家”的准则。他努力将言情之词与儒家传统诗教相结合，而后又坚持诗词分工论。他在《紫云词序》中云：“昌黎之子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傲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晏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甚至认为：“今者兵戈尽偃，又得君抚循而照育之，诵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可偏废与?”他认为对于词而言，欢愉之辞，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辞，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词宜用于晏嬉逸乐，歌咏太平。朱彝尊此观点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后提出的，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宫廷唱和活动，提出文学为统治者歌咏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赓和，可以说歌咏盛世升平是康熙中叶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从政治对文学创作制约的角度上提出这一论点的，迎合了当时创作和审美的风尚。
朱氏的词学理论使清代词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指出的是，《草堂》是为歌妓应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观念，虽然如此，除掉柳永、康与之、胡浩然、黄庭坚的词后，大部分词仍是文人雅士之词，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对它的定位有失偏颇，导致他努力扭转明以来推重五代北宋词到专门推重南宋词。当然，朱氏所处时代是时人过分推重五代北宋词，词坛淫靡的风气，他矫枉得需过正，将词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应该说时代选择了朱彝尊。事实上，朱氏本人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词及一味地排斥秩艳与豪放，他赞扬并推举《花间》便是例证。在他编选的三十卷本《词综》中，录人词数达l0首的词家中五代北宋便占了17人，而达20首词家中，以“俗”著称的柳永也占了21首，另外，朱氏在词中表达不喜欢辛刘的豪放词，而此书也收入辛弃疾词43首，仅比张炎少5首，人选作品包含了相当一部分辛词的代表作。他评价当时的词人，对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艳丽与豪迈特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