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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孔子对《诗经》的内容的整体评价,那就是“思无邪”;从他对韶乐的欣赏中看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那就是“ 尽美矣,又尽善矣”;从他对《诗经》中《关雎》的分析可以看情感表达的“中庸”之度,那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一切都是强调艺术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必须做到美与善的统一以及哀乐有度。
四、佛教文化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戏剧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但作为佛教理论体系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剧作家,并且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无疑会影响到戏剧思想内容的表达与戏剧艺术形式的呈现。因此,即便是悲剧作品也含有“因果报因”所带来的喜剧色彩。
总而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纯正的悲剧,其原因是多维的。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大批知识和文化精英以他们特有的睿智和闪光的思想激切抨击中国传统的悲剧文化,并审慎地注视、融解、吸纳西方的悲剧观以及在推崇西方的悲剧形态的同时创作符合本民族的特色的悲剧作品。曹禺无疑就是其中一位最富有影响的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他与其他的文学家们不一样,主动而直接地采用了西方特有的悲剧呈现方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戏剧创作,用他的伟大的艺术实践完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的审美转向,或者说是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悲剧审美的历史性超越。当然,这种转向与超越必然要经过历史的颠簸和阵痛。
我认为,曹禺先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所做的努力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文化心理的重塑。
西方人采用悲剧这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来呈现人类生活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克服甚至不可战胜的某种的悲剧冲突,在这种呈现中以期达到对悲剧本身的解释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悲剧的特点往往与中国人所欣赏的“悲中有喜”的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矛盾的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西方人从心理上能够正视人生的重大危机与不幸,希望认识造成这种危机与不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悲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愿也不敢正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不敢在戏剧乃至其它文学样态中呈现出人生与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荒诞、堕落所带来的不合理甚至悲惨的现象,即使偶尔予以揭露,也是以“喜”的结局给人们以心理安慰。
然而,一部悲痛的近现代史给全体中国人以极大地震撼,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不得不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巨大的疑问。于是,缺乏悲剧观念与悲剧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走向崩溃,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古老土地上逐步形成,那就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间足以容纳和意识人生的尖锐冲突”。 置身于一个颓败、荒唐、堕落世界里的曹禺与时代的精英们尤其是觉醒的整个民族一起注视着这个悲惨的现实,曹禺曾经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过深层次的分析,他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痛苦的人海里”。
第二,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认知。
曹禺在他青年学生时代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获得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他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时,认为是“宇宙与人性的颂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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