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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努力把对现实社会的解剖与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结合起来,建构起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确,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作品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家们都有着同样的价值指归与社会定位,这就是着力探讨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问题,高度张扬主人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不管是作家的心灵还是其作品全然荡漾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说,曹禺的悲剧创作道路并非他一个人的历史,曹禺以他的睿智以他博大的胸怀和恢弘之气铸造的悲剧,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史的社会图景,以及在悲剧中所折射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虽较为稳定,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 曹禺先生所做的一切真诚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他极度真实地使现实矛盾凸显出来的同时,对矛盾作出了极大限度的探索。在这种“凸显”与“探索”之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我们认为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深切呼唤,同时无疑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中国文学领域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样态,尤其在文化审美的天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参考文献 [1]江巨荣《古代戏曲思想艺术论》M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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