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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玉珠,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在他的短短的评述当中就多次出现“人性”、“人道主义”等字眼。
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延续。“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理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记忆考察”。文艺复兴运动将此推及于一个巅峰与极致,强调个体人格、价值与尊严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哲学上的革命或者说是复兴顺应了西方社会变革的需要与历史的发展必然。
哲学上的差异导致文化的极大差异,“中国文化向以‘平衡’‘守常’为特点,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片面’‘突破’”。“前者强调个人价值、自我觉醒,而有拉娜的离家出走;后者强调的是个体融于整体之中,而有翠鸾与负心人的破镜重圆”。 似乎可以这样讲,曹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是从对现实朦胧的感受到内心的觉醒与彻悟的过程,是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获得伟大升华的过程。有人曾经评价过曹禺,说他“是一位重感情轻理性的人”。虽然这种哲学思想的获得不是来自系统的理论性著述的自觉学习与研究,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他也曾经说过自己找过宗教找过民主,也就是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感情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以至在后来的创作中使自己的悲剧作品熔铸了值得宝贵的哲学品质,凸显出一种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与情怀。
第三,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新的艺术审美观的生成。
“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作者借助于西方的话剧这种呈现方式并称之为“攀上高山之巅”,那么,作者是如何“望穿”、“判断”他所“非常厌恶”的那个社会的呢?
我曾经在《曹禺“悲剧精神”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一文中对曹禺的戏剧创作特点作过简要的分析,认为曹禺的悲剧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作者在剧作的命题、舞台环境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打造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具有象征意味。曹禺先生将西方早期诗歌创作的手法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悲剧创作中,通过戏剧中的意象群来“连绵不断地若隐若现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表现“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其次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着力于戏剧内容的理性思辨淡化,努力发掘悲剧情愫,在有限的时空中培植受众的观赏情感,导引受众心理运动的走向,使受众的心理与精神产生颤栗与感动。第三,具有表现主义色彩。作者在写实中将西方的表现主义手法用于戏剧情节构建与人物内心表现之中,甚至用于舞台环境对人物的烘托之中。应该说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是曹禺先生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大胆尝试和一大贡献。第四,具有复杂的命运“规定性”。作者将剧中人物的命运推向一种“极端”,即“毁灭”;并且将这种“极端”搁置在人物无法超越的社会因素、人物自身生存的特殊的环境因素。
也就是说,曹禺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强化象征意味,强调主体感觉,追求剧情对受众的一种心理支配的张力,巧妙地运用人物命运的“规定性”,这几者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便构成了他“极端”悲剧精神的内核和悲剧创作的美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潮流精神的作家在接受西方悲剧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努力把西方的文化思潮融进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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