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浅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
 |
时间：2011-09-03 10:07:04 来源：不详
|
|
|
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注: 令尹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其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尽。这样，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与武王灭商的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要。对待商纣王这样的昏君，首先应该让他“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可以劝他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杀之，都是不可取的。圣人的做法应当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注: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臣，继承文王的事业。第二年，武王举行军事演习，东观兵，至于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什么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说，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于殷，目的在于安抚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仅观点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他的几篇史论，同样也十分精彩。例如《论始皇汉宣李斯[注: 李斯（前280年－前208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方）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和韩非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后来都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注: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姓嬴，名政，生于邯郸(今属河北)。 秦朝建立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而当时蒙恬、扶苏[注: 扶苏(？─前210)，秦始皇长子，是秦朝统治者中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fusu]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与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受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认为是秦法历来严酷，“令行禁止”已成风俗的缘故。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迁至洛阳，就好像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苏轼儋州之文中关于儋州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颇有意思。他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书柳子厚牛赋后》）的落后状态，深感这样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响生产。于是他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赟，希望他规劝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当时儋州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迹象：“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书杜子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