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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桃花意象的道家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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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0-10 10:4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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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抱朴，清静闲逸，“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⑧。总之，道家强调的是一种以“虚无”为宗的养身处世态度。至宋代，“禅宗汲取老庄哲学，形成以追求自由心性、自然适意为特征的南宗”⑧。道教内丹派则向老庄回归，认为只要求得心灵的闲适就是得道成仙。宋代文人本就对老庄思想浸淫较深，再受到上述两种思潮的影响，宋词中表现隐逸怀抱、闲适情调的作品就更多了。
在这些作品中桃花意象常常被用来表现隐逸闲适生活的环境。一方面，桃花清新脱俗，桃花林令人有尘外之想，夹岸桃花更是一幅美丽的桃源图，景致幽美，遗世独立。另一方面，沉淀在桃花意象中的文化内涵使得词人们在抒写隐逸怀抱时特别青睐之。有时词人写“桃花”“桃源”不一定是实写，只是为了渲染一种隐逸的氛围。我们看朱敦儒的《减字木兰花》：
闲人行李。羽扇芒鞋尘世外。一叠溪山。也解分风送客帆。时平易醉。无复惊心并溅泪。长揖忘言。回棹桃花插满船。
词人开门见山，道出词旨——“闲”，写隐于山水云壑间的闲适生活。“回棹桃花插满船”，虽然词人没有明写桃源式的美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词人坐船徜徉于桃源的悠然自得的情景及“桃花插满船”的惬意快乐。
有时候词人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如黄庭坚的《水调歌头·游览》：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玉石，欹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词人不满于污浊的现实社会而采用幻想的镜头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表现了一定的出世思想。武陵溪上溪水淙淙，夹岸桃花朵朵，树枝上的黄鹂歌声婉转。这个世外桃源不仅仅是词人希望隐逸的地方，更是词人苦苦找寻的理想境界。
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仕隐问题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庄子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⑨其真实用意则是主张“隐”，而绝意于“仕”。有宋一代实行的是文官政治，礼遇士人，士大夫文人参政热情空前提高。优越的政治地位、丰厚的国家俸禄可以满足士大夫世俗生活的各种功利性、享乐性需求，但高度的中央集权[注: 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地方分权的对称。在这种制度下，]、严苛的台谏制度、日益残酷的党争又钳制了其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若想保持个体人格免受损害，则只能逃避政治现实而脱离官场，或归园田居，或栖隐山林；但作为一个世俗人，这样就没有了物质保障。同样，若想获得世俗人生的种种适意和享受，则必须依附国家政权，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如此置身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就难以实现。因而宋词中如黄庭坚这样的出处矛盾十分常见。这个矛盾的调解得益于隐逸文化传统的“精神化”转向。传统意义上远离尘世、餐风饮露的“形隐”，越来越朝着注重主体精神化修炼的“心隐”方向发展。只要能把握隐逸的精神实质而涵养自己的隐逸品格，保持自己的人格操守，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可获得隐逸的乐趣。“何必桃源是故乡”（李之仪，《鹧鸪天》），无需买山、无需择地，只要求得心灵的闲适，心中有隐，就是隐者了。这时，桃源意象往往就成了词人们用来反衬的手段，“桃源今度难认。林间即是长生路”（张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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