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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关键词:考据;诗歌;学人之诗;性灵派;常州诗派;肌理派
本文所说的“常州诗派”是指清代乾嘉年间,常州一郡八邑诗人群中那些诗歌风格比较接近,在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上彼此有交流的诗人群,包括“毗陵七子”、赵翼、钱维乔、左辅、管世铭、钱孟钿、王采薇等人。其中的赵翼是着名史家,孙星衍[注: 孙星衍（1753～1818）清代文史学家。字渊如，又字伯渊。江苏阳湖人。从名家钱大昕历各地，精研汉学。年轻时著成《仓颉篇》三卷。]、洪亮吉皆为知名学者,三人与“肌理派”始创人翁方纲[注: 翁方纲，1733年生，1818年逝世，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清代书法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皆有来往,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他们的诗作中均有学人之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乾嘉年间学术语境的驱使,即考据之学对诗歌的影响,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明显地把考据的思维方法、做学问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渗透到诗歌创作中。另一方面取决于诗人自身的诗学理念、知识结构、写作习惯。诗歌受制于学术,而学术语境源于政治气候。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诗虽小道,然实足以觇国家气运之衰旺。”赵翼亦云:“诗文随世运”,他们都充分认识到诗歌与世运之关系。事实上,诗歌与学术、政治、社会之间总是相互关联、声息相通。以诗歌为窗口,可以洞悉学术动向、政治气候、社会兴衰,这是诗歌的认知价值、历史见证价值之体现。
清代是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末期,是文化集大成时代。这既是稽古右文的时代——“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众彦趋如云。”研经致高位者的确不少。这又是文字狱[注: 文字狱文字狱概述: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盛行的时期,在政治整肃下,“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成了文人普遍的心态。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的意识往往就是统治意识,“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为了避祸趋利,许多饱学之士在文化政策引导下投身考据,加上学术自身的发展,到了乾嘉年间,考据成为显学。正如梁启超所言:“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一隅不仅是学问之邦,而且是诗歌部落。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洪亮吉与常州诗人群述略”中论之甚详,在此不赘。乾嘉年间,考据在文[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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