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以直谏著称的周昌甚至公开说：“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第二，四皓的做法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刘邦欲废太子，事在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这个时候刚经历秦末大乱、楚汉相争，一方面社会疲敝，百废待兴，另一方面黥布等人还割据地方，人心未稳，因此如何保持社稷的稳定，无疑是当时最大的问题。如果因太子问题而引起纷争，后果将不堪设想。况且，吕后素来“为人刚毅” ，吕氏兄弟又多把持要位，若太子被废，在“母以子贵”的年代，吕后及吕氏家族显然不会善罢甘休。庆幸的是由于太子问题很快被解决，并没闹出乱子，刘邦也才得以集中精力平息了随后黥布的叛乱，对此，四皓功不可没，所以后世大多士人都肯定了四皓的“安刘”功绩。曹植在其《商山四皓赞>中说他们：“应命太子，汉嗣以宁。”白居易的《题四皓庙>也说：“卧逃秦乱起安刘，舒搂如云得自由。’，宋代文人王禹偶在《四皓庙碑》中的评价更详细：“《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王禹傅的另一篇文章《拟留侯与四皓书》借留侯张良之口，也对四皓进行了褒赞，等等。
因此综合来看，四皓拥立太子的行为，不论从惯例角度还是从汉初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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