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政治风波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陆侃如确定为楚顷襄王三年：_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H-o-这个推断合乎情理，只是失之严密与精细。根据常理和《哀郢》所叙，将《哀郢》的创作年代确定为楚顷襄王四年是恰当的。因为怀王在顷襄王三年病情加重，从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个过程，秦人将其尸首归还楚国亦需要时Et，楚人举行国葬进行哀悼，然后发生政治风波，再到最终斗争结果的出现，均需要相当的时间。故《哀郢》自叙被放逐出郢都的时节是“仲春”，此“仲春”当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的仲春。

三、《哀郢》中部分诗句的真正含义

《哀郢》一诗涉及了许多地名、方位、事件等问题，对部分诗句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术界关于作品写作背景与写作时间的严重分歧。兹就主要问题予以辨析：

1．“百姓之震愆”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几句究竟指什么事件，除汪瑗等大批学者认为指白起攻破郢都外，还有朱熹的“适会凶荒”说以及今人姜亮夫、赵逵夫的“庄踽暴郢”说等。“庄蹯暴郢”事件当发生于怀王时期，与顷襄王再放屈原的时间不合。朱熹说屈原放逐时适逢人民逃荒，未免过于牵强与巧合。从这几旬的语气看，屈原情绪是十分激动悲愤的，如果不是遭逢重大事变，当不至如此。如前所述，这一重大事变当是楚国守旧的亲秦派对革新的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封建时代对于政敌的打击历来非常严厉，动辄牵连无数家庭亲族，大批无辜者必被处死或遭流放迁徙或发配充军，所谓“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即指此事。屈原毕生怀报国之情，关心民生疾苦，而楚国却是小人奸佞当道，肆意残害忠良，不仅自己屡屡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还殃及了无数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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