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古人之“放”与“迁”存有差异。“放”是指流放个人到某地，一般不牵涉家族；“迁”即“迁徙”，“即将一个部族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在氏族社会中战胜的部族为了防止战败的部族在原地东山再起、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将战败的部族整体迁徙到边远地方安置的一种刑罚。这种氏族社会中的刑罚，被楚国沿用下来，作为对付同宗支系的一种惩罚方式”[51。这种看法有道理，怀王虽昏聩，但毕竟喜欢、器重过屈原，对其惩罚有所保留，允许其亲族留居郢都；而顷襄王较之怀王更加昏聩，又是个极易冲动的人(如意气用事怒杀秦大夫)，加上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直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因而在小人蛊惑下他作出将屈原及其亲族赶出郢都的决定实不难理解。屈原惨遭“迁徙”之刑罚在《哀郢》中可见
端倪：“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足见亲秦派是以在国丧期间参与煽动民众闹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来诬陷打击诗人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见诗人遭“迁”之后其情绪之低落悲伤乃至于绝望。毫无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国都沦亡之恨，而是被迫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悲怆。

2．“东迁”、“陵阳”、“两东门”

《哀郢》自叙“东迁”路线：“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是从夏水出发进入汉水再顺流而下至夏口(今汉口)呢，还是顺长江东下至夏口呢?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最初是向东“流亡”的，并已到过夏口之东(“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么，屈原“东迁”的终点在哪里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哀郢》中歧义颇大的诗句。首先，对“陵阳”的解释不同。一种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阳即阳侯也”，阳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名，如宋人洪兴祖、明人陆时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地名基础上首创“屈原放逐陵阳”说，认为诗人自叙“东迁”，而东迁目的地就是陵阳。他还说，《哀郢》所叙路线是“从郢至陵阳”，《涉江》所叙则是“从陵阳之溆浦”。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金开减等当代学者皆认同蒋骥的观点，只是在细节上存有差别。其次，对于“两东门”何所指看法有异。朱熹《楚辞集注》：“郢都东关有二门。”后人多从此说，而且持“郢都沦亡”说的学者们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两句作为立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两东门”非指郢都城门，如钱玉趾说：“《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

古今学者大多将“陵阳”视为屈原“东迁”之地应是合理的。但作为楚国之地名，“陵阳”究竟位于何处?则众说纷纭。蒋骥以为陵阳在郢都东一千六七百里外的安徽陵阳，即今安徽青阳，位于长江[注: 中国书画名人。-yuzhangjiang]之南。赵逵夫怀疑陵阳不至于那么遥远，以为“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欧潭生以为“陵阳应是指夏浦北边楚国的军事重镇，即河南信阳的楚王城”。此外，还有“湖南岳阳”等说法。

如何确定“陵阳”的方位，还是应该以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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