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上率诸贝勒大臣渴堂子、拜天”[9]。五月“上亲率诸贝勒将士征明，出抚近门，卯刻谒堂子，西发，由上愉林至辽河驻营”[10]。又如天聪二年五月，“命阿巴泰、岳托……及八固山额真率兵三千人征略明地……上出谒堂子，送出十里外”[11]。由此可见，堂子拜天确是国祭与公祭性质的举国重典，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汗率诸贝勒大臣叩拜堂子”[12]后，并谕：“兹后元旦拜天不免冠”[13]。对堂子祭祀之礼又作了一系列规程。如《元旦礼仪》“行三跪九叩头礼”[14]。；《祭堂子神位仪则》中“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祭前亦须斋戒”[15]；在《祭堂子祝辞》[16]、《祭天典仪》[17]、《祭天次位图》中[18]对堂子祭祀的程序、仪式、祝辞等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初步定制虽较简略，也不尽完备，但它反映出清初堂子祭祀的严肃性与重要性，并成为清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几代在堂子祭祀时有章可循的旧制，又为后来乾隆时期颁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奠定了基石。![]( "点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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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堂子
清定鼎北京后，于“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19]，这京师的堂子已不比以往，它“享殿三间有围廊，阔五丈三尺五寸，深三丈三尺，八角亭一座，围二丈六尺五寸，檐柱高一丈七寸。收贮旧飨神房二间、阔一丈七寸，深一丈五尺五寸。殿门一间，阔一丈三尺五寸，深一丈五尺。祭神八角亭一座，围二丈二尺，大门三间阔四丈，深二丈。围墙外神厨房三间，阔三丈五尺，深二丈，围墙外神厨房三间，阔三丈五尺，深二丈，檐柱高一丈”[20]其规模自不必说，而且飨殿、神亭又覆以琉璃瓦件，柱裸红漆，地铺丹陛等等。这齐全的设施、完备的功用足以说明清宫堂子祭已随国家的定鼎而地位上升，享有殊荣。根据史料记载，不但京师的堂子迭祭不辍、烟火不熄，就连发祥地盛京祖宗设的堂子也在不断维修，并于帝王东巡盛京谒祖陵时再祭堂子拜天。如乾隆四十八年弘历东巡盛京时，由他亲自下令准备进行祭堂子与清宁宫，并谕“按京师之例派专人打扫洁净，勿致临期有误”[21]一切准备就绪后，乾隆帝于“八月十八日由盛京出抚近门诣堂子”[22]。事后又命盛京总管内务府：“凡堂子一切需用之祭器什物俱系新备成造，于堂子内敬谨尊藏本部收管”[23]。从对这些新造的祭器的保管与收藏，足见帝王东巡盛京时祭堂子与清宁宫是经常之举，它与祭祖一样，倍受敬重。显然，堂子祭在清中叶已在满族贵族中形成堂庙化、宫廷化、典制化，进入了鼎盛时期。
清宫堂子祭祀从崇拜之神、祈祷之辞、祭祀之仪到祭拜程序等等，名目繁多，内容复杂，各具特征。就祭祀类别而言，有“元旦拜夭祭”、每年春秋两季的“立杆大祭”、“马祭”、每年四月八日的“堂子浴佛祭”、每月初一的“尚锡神亭月祭”等。如果就祭祀之仪而言，元旦拜天及帝王亲征或命将出征及凯旋、尚锡亭祭等，必须先将坤宁宫之神请到堂子安于飨殿，然后在堂子列纛，在园殿行礼，根本不用萨满。这种礼仪虽残留一部分原始崇拜的痕迹，但它已变为正规的国家大典，其仪式隆重而肃穆。再如堂子立杆大祭、月祭等虽也用萨满，但只行叩头礼，诵神辞，而不能跳萨满。
清宫堂子祭在祭祀内容上与坤宁宫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堂子祭是爱新觉罗氏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血缘的家祭—氏族的“族祭”演变而来，故所奉之神除女真先世共祭的宇宙神，爱新觉罗姓氏的祖先神，还有关帝、观世音、释迎牟尼等“客神”。另外还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田苗神、马神、痘神等等。纽欢台吉，也称“牛欢台吉”，萨满译为“苍天神”，实际为天弯、天神之意；武都本贝子，有写成“五督贝色”，被汉译为最早的、最先的、远祖之意，按照当时萨满观念，应为氏族最远古的创世祖先神；田苗神在堂子祭中被突出供奉，是“为田苗而祀”[24]来祈祷农捻丰收；马神，因女真族“崇尚骑射”而以祈牧群繁息为目的的；痘神，最早为氏族笃祭祛瘟女神，也称“佛多妈妈”，是为子孙求福驱邪“保婴而祀”。另外还有一些祭祀内容，如恩都哩僧固和纳丹岱辉，是能维护宅宇与岁月安泰的宇宙星神，早在清入关前就转变为满族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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