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戏曲剧种的曲联体，作为组曲成分的曲牌是因袭“词牌”、“曲子词”而形成的曲体形态。这类曲牌的曲式与词格的对应十分严谨，因曲填词。同一曲牌表现不同情感是以曲调旋律变化为主，而构成二人转联曲成分的曲牌，是俗音俚曲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曲式，其曲词不是长短句，而是上下句无限反复。它依附的诗体文学语言，故曲调与语言既是词曲相合、依字行腔，又没有严格的词与曲从属制约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人转的某些曲牌形成的背景，正值清中叶后，我国地方戏曲“花雅争盛”时期。所谓曲联体之“雅部”已是“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而乱弹之“花部”“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这种演出当时已是“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夫，聚以为欢”。二人转生发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其词直质，妇孺能解”，是与乱弹之花部的审美原则一致的，所以早期二人转艺人为丰富自身唱腔，广泛吸收曲调营养，同时借鉴当时风靡戏坛的板腔体声腔的板式变化因素，使一些曲牌逐步形成了一种曲调发展与板腔变化因素孪生一体的现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曲调的板式发展更为明显。应该承认，东北新剧种创建过程中的音乐实践，在某些方面二人转声腔发展提供了理论乃至实践方面卓有成效的裨益。这已经在四十多年的二人转新剧目的成功实践中得以验证。比如[红柳子]、[秧歌柳子]、[靠山调]等曲牌的板式化发展运用，不仅普遍在拉场戏中，甚至二人转的大量作品中均不乏其例。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几代专业艺术家的投入，二人转音乐同我国民族文化其他艺术一样的历史积淀中升华发展，由于其结构形态显示出的灵活性、多样性、及其曲牌性质与功能兼备调式丰富与板式多变的双重性，二人转的音乐体制充分呈现出是一种复合型的结构，即以曲牌连缀为基本形式又具有板腔变化因素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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