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与天足，是一种尖锐的对立。
《清稗类钞》的一则资料说广东等省女子参加农作，紧接着讲：“盖其地之妇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无异男子”。说出从事田间劳动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是大足的事实，她们没有包裹过足。确实，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女子天足的大有人在。顺治间，王澐到福建游历，见“泉漳之间，弓步绝迹” 。乾隆时，袁枚说：“江宁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妇多渡江为人佣工，皆不缠足” 。光绪间修的《奉贤县志》说该县十家村地方，“务农者多，妇女不裹足，不避寒暑风雨”，能肩负致远 。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卷6录有《余墨偶谈》一则，说广西“乡村妇女率大足，肩挑负贩，与男子同”。女子天足的地方，恰是她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省区。相反，北方妇女下田少，弓足则多，钱泳说：“足之小者，莫如燕赵齐鲁秦晋之间” 。天足多参加生产劳动，裹足则多从事家务劳动，足的状况与劳动性质相关联，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裹足与否，在汉族统治者中认为是重大的事情，宋元以来，统治者把缠足作为妇德、妇容的内容，认为只有三寸金莲的女子才可能有教养，才美丽。方苞把女子天足而又赤脚视作禽兽，极端鄙视，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所以裹足与否，就涉及到妇女的身份地位了。吴震芳在《岭南杂记》中说：“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其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 。钱泳则说：“两湖、两广、云贵诸省，虽大家亦有不缠者” 。在两广裹足成为大家闺秀的事情，她们不弓足的只是例外。社会上层最要求妇德、妇容，他们家庭的女子缠足就很自然了；一般人家的妇女要干活，讲究不得“妇容”，并不一定要追逐时尚的缠足；婢女贱妇，供人使役，她们的天足，倒可分出良贱，是以社会上不许缠足。裹足成了社会上层家庭女子的权力，天足是下层人家女子的本分。天足、弓足倒成了不同阶层家庭妇女的分界线。缠足本来是对妇女的迫害，却变成了一部分女子的“权力”，事情的颠倒竟至如此！封建制度的腐朽，上层社会道德的败坏，才产生这种奇奇怪怪的逻辑和恶劣的情事。
在裹足问题上，清初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满族统治者因本民族妇女是天足，在未入关以前，为防止汉化，于崇德三年（1638年）下令，禁止满族女子效法汉人缠足，否则治以重罪。入关以后推行剃发、易衣冠法令，强迫汉人满化，穿着满式服装，改着满式发型，并以此作为汉人归顺的标志，其中也包括禁止汉人缠足。顺治二年（1645年）下令，自此以后，满汉人等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康熙三年（1664年）重申禁令，规定：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违法裹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之家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能稽察，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 。立法如此森严，有类于“留头不留发”了。这与汉人士大夫思想和民情严重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于康熙六年（1667年）松弛这项禁令 。当时士大夫的抵触情绪，即从后日对王熙的讥讽可知。王熙在康熙五年至七年间任左都御史，上疏主张禁止缠足，并表示从自己家属作起。《桐阴清话》的作者为此写道：“奏疏中有足发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缠足，首云‘为臣妻先放大脚事’” 。清初禁裹足之风过后，亦有有识之士表示对缠足的不满，钱泳、袁枚可为代表。钱泳认为裹足是人情所不乐意的事情，而“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应顺乎人情，不要提倡缠足。他还认为小脚与妇德、妇容没有关系，不必为此而束缚女子。他更认识到缠足有害于人的身体和国家兴盛，他说“妇女缠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而万事隳矣”！他对缠足的历史作了考查，他说不是为考订而考订，因为这是“系于天下苍生”的大事，应当弄清楚它，从而消灭这个现象 。钱泳从国计民生出发反对缠足，他呼出那个时代的强音。
缠足，从本质上说，是适应上流社会奴役、玩弄女性的需要，是对女子的人身摧残。妇女要取得这方面的解放，只有到生产劳动中才能获得。这种体质的解放，同改变被压迫的社会地位相一致。
七、清代妇女问题的特点
以上涉猎了清代妇女问题的几个方面，是作了横断面的解剖。而对清代不同时期妇女问题的变化，没有分析，比如育婴堂的设立，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原因方面有所不同，如在江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势力发展较快，它们企图利用“慈善”事业，达到侵略的目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苏松太道沈琛“以华人子女被洋人收养为虑”，下令所属各府、州、县举办育婴堂 。这就使得该地育婴堂的建设从单纯的保护女婴，进而具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作斗争的性质。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笔者仅就交待过的事情作一点概括，意在说明清代对女子压迫的特点，以及从中得到的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