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文化学结构体系的这些设想中，诸如“特殊民俗文化学”中的“家庭民俗文化学”、“经济民俗文化学”、“宗教民俗文化学”、“艺术民俗文化学”，以及“应用民俗文化学”等，基本都是出于一种对美好愿望的迫切要求，而不是钟敬文自己说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这种过于迫切的学术要求对学术发展可能造成的伤害，恰恰是妨碍了理论建设的深化。库恩指出，“只有在既有环境中和目前实存的有机体间起作用的自然选择才是逐渐而又不断地产生更复杂、更精致和更特化的有机体的机制。”[18]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理论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才能不断得到认识的提升，而诸如“应用民俗文化学”等种种专业方向的横空出世，总是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无从经历否定之否定这样一种辩证上升的过程，也就难以产生精致的理论。

如果我们过于频繁地改变范式，科学共同体就难以进入常规研究，我们的理论建设就很难坚实地立足于既有科学成就上进行。只有当科学共同体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范式，他们才无需反复定义和重新考察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才能全神贯注于研究对象中最细微、最本质的深处，才能有效地提高共同体科学研究的效率，发展出更精致更成熟的理论成果。

结语

当钟敬文以他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勤劢于学科建设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后学们可能不是站在他建构的基础上开始常规研究，而是照搬他的建构模式，另筑“世界之窗微缩景观”，也即把钟敬文的建构模式缩小一号，以民俗学名义再辟新专业新方向，美其名曰拓宽学科领域。

在民俗学界，模仿钟敬文似乎不会被当作一种该指谬的现象。钟敬文有关学科建设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可能被他的许多后学们反复模仿：钟敬文编概论，大家跟着编概论；钟敬文谈学科建设，大家跟着谈学科建设；钟敬文建构新学科，大家跟着建构新学科；钟敬文谈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居然也有人谈多民族一省民俗学……当我们不断地致力于畅想新学科、开拓新领域的时候，我们也在不断地放弃精深和成熟。

库恩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发现，“前范式时期通常是以对合理的方法、问题和解答的标准的频繁而深入的争论为标志的，尽管这些争论主要是为了确定学派而不是为了达成一致。”[19]他的这一表述常常让我怀疑民俗学是否一直处于前范式状态。当革命过于频繁，当我们不断地更换学科定位、反复地进行学科建设的时候，每一次改变都让我们失去了一次进入常规研究的机会。而没有进入常规研究的我们，尽管不断地在拓展自己的学科范围，不断地在厘清学科的基本问题，却始终没能把握住进入成熟科学之门的钥匙。

钟敬文说，“历史不仅预先规定了我活动的舞台，也指定了我应该演和所能演的角色。”[20]当钟敬文的时代落幕的时候，在肯定钟敬文民俗学学科建设伟大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味因袭这些学科建设思想和构建模式在今天的科学实践中不合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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