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点上看，钟敬文并不是一个常规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而是科学革命的建构大师，他应该作为一位战略家而不是战术家为我们所敬仰。他总是试图在既定的科学结构中更上一层，创造一种新的范式以照后学。他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具体细致的研究工作中（这些工作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事实上也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他不想浪费自己的过人智识和丰富经验，如果他还在忧心中国现代民俗学平淡如水的研究现状，他就只能把自己摆在一个导师的位置，不断为学科建设指示可供选择的学术方向。

钟敬文能够清醒地认识这一体系建构的历史作用在于它的相对意义，他说，“一定的科学结构体系的建立，在一定时期内有它的稳定性。但是从科学史发展的长远过程看，它又是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的。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结构体系，昨天未必产生，明天则可能要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所以，在我们的头脑里，应随时随事，都具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僵化的观点是不能真正认识和有效处理现实事物的。”（1990，P47）

我们可以借用科学革命的理论来讨论钟敬文民俗学体系建构在今天学术指导中的合理性问题。

库恩之前的科学发展观倾向于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对真理的不断接近的过程，因而把科学看成是向一个预先设定的合理目标不断接近的事业。“但是，需要有这样的目标吗？我们把科学发展看成是从某一时刻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状态出发的演化过程，难道就不能说明科学的存在和它的成功吗？……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取代‘按我们希望知道的去演进’，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就会在这过程中消失。”[16]

库恩借用达尔文的无目标进化学说，充分地论证了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其各个相继阶段的特征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但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17]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就像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无需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也无需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科学知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阶段的更好的范例。如果我们从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种阶段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常规科学是对既有范例的模仿和改进，不是对虚设目标的接近；科学革命是在危机范式上的反叛和突破，也不是对虚设目标的接近。

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把钟敬文的体系建构看成是对既有研究的归纳与总结，它是合理的；但如果把钟敬文的体系建构看成是对未来目标的结构想象，它就可能无法如愿地发挥其想象的作用。理论上，钟敬文正是把民俗学的结构体系看作是“这门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其理论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1986，P33）因而我们说，钟敬文学科体系建构的理念是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

但是，钟敬文在实际的体系建构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来展开思考。翻开《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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