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俗学的入门者来说，研究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很容易被领悟的知识，钟敬文的以上表述已经足以使他们了解到民俗研究的大致范围，而更精确的理解只能从他们自己的具体科学实践或对前人研究的不断阅读中习得。研究对象问题尽管重要，但对它的讨论却是一个无法展开也难以深入的话题。只要既定范式还在作用于常规研究，即便我们为此再开一百个学术讨论会，也不可能有比钟敬文的表述更丰富的收获。而钟敬文对此一问题的论述，表现的是一个拓荒者和领路人的智慧，间夹着一个学科经营者的策略性思考。我们不应该把钟敬文的这些基础性的学术思考看作是需要不断完善或进一步阐释的学术纲领，而应该把它们当作一种最基本的学科常识。

虽然钟敬文经常自谦地表达这层意思，“在民俗学领域的活动，我虽然参与较早，并且能够贯彻始终。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限制，我也远远不能做到包揽一切的地步。平心说来，在这方面，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及的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8]但是，钟敬文言辞的谦和并不表示他对学科基础问题思考的不成熟，他已经做到了作为一个拓荒者和奠基人所能做到的最好。具体到关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这本身是一个永远无法精确表述的范式。钟敬文的界定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述，但是，只要我们承认民俗学的常规研究还没有科学革命的必要，那么，即使钟敬文的表述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也没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因为钟氏表述已经足够在常规研究中发挥其范式的指导作用，而且无损于学科成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

许多学者显然误读了钟敬文的谦和，他们可能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进一步“深入”探讨民俗学的范围、界限等问题，试图为钟敬文的思想做出更清晰的疏释，或是以为自己可以在钟敬文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殊不知，在钟敬文之后，对这些常规研究基本问题的诸多探讨，绝大多数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钟敬文的高明还在于他能够以一个领袖的智慧清醒地把握时局，做到与时俱进。当他强调“我们总得在前人所打下的基础上升高，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地方前进。”（1980，P154）的时候，他也不断地在自己原有的高度上前进，而当他认为一个问题已经不再具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的时候，他决不会在此处浪费精力。1987年之后，钟敬文基本没有更改、提升，甚至没有重复过这些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看法，也没有就此提出新的命题，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学科体系与结构的建设。

我们回过头再说为什么研究对象问题已经没有再讨论的意义。

首先我们会问，学科的确立主要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库恩的回答是“范式”。“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9]

于是，范式的优先性告诉我们，“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范式无需可发现的规则的介入就能够确定常规科学。”[10]也就是说，在学科确立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确立一套标准的阐释体系或者经由共同体成员一致认可的合理化的规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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