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后期，国内文化界发生了一场持续的文化讨论热潮，钟敬文“从容不迫地参加了这一场关于文化的大讨论，并且陆续为此发表十几篇文章。……他的学识宽广，对于上层精英文化和典籍资料亦十分熟悉，又广泛地了解人类学等现代科学，所有这些，都使他在参加关于中国文化及历史一般问题的讨论时，应付裕如。”[12]受这一讨论的推动，他认为应该把民俗研究与文化学结合起来，因而建议使用广义的文化概念，对不同的文化形态加以考察。1990年前后，积多年的文化学思考，他终于提出了“民俗文化学”这一新创概念，立志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钟敬文对民俗文化学的结构体系同样作了六个方面的规划：“①一般民俗文化学。②特殊民俗文化学。③描述民俗文化学。④历史民俗文化学。⑤应用民俗文化学。⑥民俗文化学方法论。”（1991，P20－24）并分别给予了简单说明。基于科学共同体对权威思想的普遍认可，挟文化热潮之余威，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和认同。[13]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俗学终于被纳入目录，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确定了它在现行体制内难以动摇的学科位置。于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民俗学在整个学科大格局中的学术层次，以争取更多的国家资源，逐渐成为这一科学共同体所面对的主要难题。问题由争取学科独立转向了提升学术品味。

既然大学教育体系所确认的学科名称是“民俗学”，钟敬文也只能在这一既定的学科名称下戴着脚镣跳舞。这时，钟敬文的学术思想由学科意识转向了学派意识，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在强烈学科意识的策动下，我以为钟敬文身上还有着一种在理论体系上追求更大更高更新的倾向，甚至步入耄耋之年，仍然保存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冲动，这倒让我联想起王小玉唱大鼓，‘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从这层意义上说，晚年钟敬文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十分年轻的。”[14]

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拟议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还是包括六个方面：“①理论民俗学。②记录民俗学。③历史民俗学。④立场、观点论。⑤方法论。⑥资料学。”（1999，P387－397）与1980年代中期的提法大致相似。

这一学科体系的构想体现了钟敬文对民俗学学科构成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五四”以来，我们大量引入西方学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全盘拷贝了一份西方学科目录。各学科名称下的西方学术，多有成型成套的理论体系可供借用、改造甚至直接照搬，而民俗学结构体系大约只是借用了一个叫做“folklore”的名称，难有可供直接借鉴的理论体系。[15]对这一点，钟敬文表述得很生动：“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以及对她的学术研究，要跟外国的理论去接轨，这比起一般的自然科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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