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对研究对象问题的独立思考其实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他在《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及学习研究方法》（1987）中，做了如下说明：

1，“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兴起，在理论上主要是学英国。那时民俗学的对象范围主要指民间文艺（如歌谣、谚语、神话、传说等）、宗教信仰以及某些民间旧习。

2,1934年我去日本后，看待民俗学对象范围的视野扩大了，认为研究民俗不应只限于精神文化，而要把民众所传承的生活和文化各部分都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

3，今天，我们对其对象范围也有了进一步深化的认识。民俗学的对象范围应该包括三大部分：社会组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它是存在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反复出现的、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现象。[6]

对于上述第3点认识，其实也不是一天完成的。1980到1987年间，他不断地在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意见。

1982年，他曾经试图从民俗的现行主体和共时的民俗事象范围两个横向角度来确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把它划定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从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等）、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固有的民间结社）、岁时风俗、人生仪礼以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切技术、文艺等。”（P82）

针对许多国家的民俗学侧重于研究古俗与旧习的倾向，为了使中国现代民俗学适应社会学科对“当下”研究的要求，1980年代中期，钟敬文开始强调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以便民俗学能在“现代”的时空层面上广泛地开展工作：“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对它进行实地采集并加以科学整理。在这基础上，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1986，P5）钟敬文并且据此将民俗学定位为现代学：“民俗学，在性质上是现代学，即以当前传承的民俗事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1994，P634）“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 [7]

在学术发展中，问题的重要性与答案的清晰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时很重要的问题却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正如我们不能清楚地回答“人是什么？”但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各项事物的研究。同样，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即主要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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