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这些构想的文章基本已收入《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2]以正式发表年月为序，则主要有《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79）、《民俗学与民间文学》（1980）、《民俗学及其作用》（1982）、《<民俗学入门>序》（1983）、《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1983）、《民俗学》（1986）、《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1986）、《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及学习研究方法》（1987）、《“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1989）、《民俗文化学发凡》（1991）、《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999）等。因为这些文章收入各类文集的时候文字略有出入，本文的讨论主要以《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为据，具体引文只注该书标注年份[3]及所在该书页码。

学科定位:求取生存的经营策略

20世纪的中国民俗学，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学科危机，这与民俗学的学科定位总是在文学、史学、社会学之间摇摆不定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的民俗学家主要地是一批人文科学工作者，而社会科学却要求民俗学者解释或解决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这不是既有的民俗学范式下的常规研究。现行民俗研究的提问方式与解题方式均与社会学范式有着学科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在顾颉刚眼中是非常明确的。顾颉刚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顾颉刚实现了民俗研究从《歌谣》周刊时期的“为文学”向《民俗》周刊时期的“民众历史”的转换。之后，杨成志时期的《民俗》季刊又实施了民俗学向“人类学”的转换。1949年以后，民俗学成了资产阶级的学科，只好潜伏在“民间文学”名下苟延残喘，几于灭顶。

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再次处于由人文学科向“社会学科”的范式转换之中。民俗学科的从业者们，一旦脱离了原本基于文学或者史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模式，也就脱离了过去的常规研究所依赖的既定范式，而新的社会科学的民俗研究范式又没能确立，因而只能权且以空间描述和时间描述作为其研究方法，长期徘徊于现象论和实体论阶段，难以深入到本质论。这种两难境地已经使民俗学成为了危机之中的学科。

20世纪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定位的摇摆性，以1949年为界，前期主要是因为学术环境和学科倡导者的意识因素，后期则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和学术体制的因素。

受体制和规范的影响，1980年代早、中期，钟敬文曾经努力地试图为民俗学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学科归属。但民俗学的边缘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现有学科格局中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于是，在钟敬文的论述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多少有些矛盾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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