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就知道，研究对象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需要精确表述和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还可能想到，民俗学似乎不必要把所有可能被称作“民俗”的事物全部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地球物理并不把地球上的所有物理现象都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人类学也没有把所有与人类相关的现象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也就不必把“文学人类学”这些蚕食研究对象的兄弟学科视作“狼来了”。

学科体系：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

钟敬文对学术活动有着强烈的规划和管理意识，这种意识早在中山大学时期就已经初露锋芒，他在《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中写道：“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集拢艰苦力作的同志，一齐把这民俗学的工作，整个地肩负起来，一点一滴地搜集爬梳、理解、探究，得一分便算一分，得一尺便算一尺，不快求结论，不遗忽细微，要使这种学问，在中国能够略略站得起来，这才算尽了我们的一份责职！我们这样矢志，我们更愿会外同志们一齐奋勉！”（1928，P324）除了文革时期被剥夺了正常的话语权，这种经营和管理意识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命之中。

1999年，97岁高龄的钟敬文还高屋建瓴地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设想，指示“今后亟待进行的几项工作”：①工作原则——重视整体观念和联合活动。②强化或新建有关的各种机构。③有计划地继续收集整理民俗资料与开拓和深入理论研究工作。④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⑤加强对中国古代民俗学著作的整理及对外国本学科名著的译述与介绍。⑥适时地举行各种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利用各种条件展开本学科际文化交流。（1999，P397－406）

我们比较这一前一后两个发言，虽说文字中流露出学科地位与作者地位的不同，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强烈使命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而钟敬文对学科工作的这些全局性意见，主要又是基于他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想象。钟敬文没有把个人的学术工作当作自己的个性化的研究工作来对待，他更多地觉得自己应该站在（事实上也只有他能够站在）一个领导者的位置对全国的民俗学研究作全局性的指导，这种指导明显带有宏观调控的意图：“假如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更自觉些，更注意到这门学科活动的发展和全局，我们便无疑能取得更多、更完满的成就。……我们必须在今后的民俗学工作中尽可能加强计划性，加强合作和共同商讨。”（1989，P96－97）

1980年代中，钟敬文提出的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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