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现代民间文学史的研究，既然得天时、地利之变，就更应该走出狭隘的文本研究视角，回到田野，回到民间文学作品所源出的口头传统，回到口头传统赖之流传的民俗文化场域，理解其意义，梳理其历史。但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近几年出版的一系列各民族文学史，其历史叙述模式和作品解释模式无一不是模仿和沿袭"中国（其实是汉族的作家的）文学史"的模式。例如，由于东巴象形文字举世关注，学术界对纳西族东巴文化及其经籍的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东巴经典源于对东巴口头唱述的记录，与东巴仪式（如祭天、祭风、祭山、祭署等）息息相关，现存的东巴经中大多明确地著明了其所用的仪式、相关的音乐、舞蹈和场景，而这些仪式、舞蹈、音乐和场景仍在纳西地区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正为学者们考察东巴文学的口头表达模式、重建口头演述的场景，依据民俗场景解释东巴文学文本的意义、结构、流变提供了有力的线索。但是，在已经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中，东巴文学却完全被当成了书面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罗列，我们无法从其叙述中获得对这些作品的口头传统渊源和宗教仪式场域的理解。

    民间文学学科在上个世纪末期被从中文系扫地出门，自然有人为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其实全怪民间文学学科本身没有出息，一直没有形成自己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相区别的学科特色，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方法和理论体系，民间文艺学赖以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相区别的就是其研究的对象，即民间文学作品，然而，按照作家文艺学的文本范式看来，与唐诗宋词、水浒红楼等名篇华章相比，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只能是粗陋的、原始的、稚拙的，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也只不过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拙劣的模仿，与我们伟大的作家文学传统相比，这些粗陋、原始、稚拙的文本不过是过去的遗迹、无用的盲肠，既然无用，留着也是累赘，不如干脆切除，因此，趁学科调整之机把这颗赘疣切除，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民间文学就被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扫地出门了。

二

    民间文学研究从文艺学研究范式向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也正与学者们对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焦虑有关。正因为意识到过去专注于文本解读的局限性，不仅无法透彻理解民间文学的独特价值和自在意蕴，而且势将丧失自己学科的立足之地，意识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与其是文本构成的区别，不如说是创作、传承和接受语境的区别，因此，研究者开始从专注文本转到对语境的关注。神话、传说、歌谣、故事、民间戏剧等等往往是在节日庆典、巫术祭仪、人生礼仪、庙会社火上讲述或者表演的，因此，民间文学的语境就是民俗生活，于是，对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间戏剧等体裁的记录文本的解读就归结为对其民俗场域的田野考察和描述。但是，研究者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走向田野的同时，却背离了文本，在转向语境描述的同时，却忽视了意义的解读。研究者最初从民间文艺学转向民俗学，本来是为了解读民间文学，但却变成了单纯的民俗学研究，变成了对民俗事象的单纯的田野描述。手段变成目的，目的本身却被遗忘了。从业者们纷纷从文本转向田野，从意义解读转向语境描述，从民间文艺学转向民俗学，如此以来，在成就了民俗学这一门学科，却也愈加断送了民间文艺学这门原本早就风雨飘摇的学科。

    其实，与民间文艺学一刀两断的民俗学又何尝能独立门户。文本与语境，意义与田野，原本是相互生发，生死相依。要理解文本，固然离不开田野，因为文本是在田野中生发、成型和流传的，但是，要理解田野，又何尝能离开文本，离开那些世代流传于村巷阡陌、铭刻于民众心头、风靡民间世界、穿越民间历史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我们又如何理解田野？因为，民俗学所谓田野不是别的，就是民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民俗生活是民间文学赖以凝聚结构、获得意义的语境，而民间文学作为文本，作为意义的构成物，则是民间生活意义的辐辏和结晶，那些故事和歌谣寄托着民众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宇宙、历史、地方和家园的理解，因此，它们正是我们理解民众生活、倾听民众心灵的最好线索，正如离开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水浒红楼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样，离开民间文学，我们其实也无法如其本然地理解民间传统和乡土世界，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实正是引导民俗学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从远方回到乡土、从一个局外人变成自己人的可靠线索。它们并非是与民众生活、民俗事象不相干而仅仅在民间游移无定、漂泊无依的文化碎片，而是民众生活、民俗事象的由衷之言说，是民众心灵的自我理解和自我阐释，它们在融贯、汇聚意义的同时，也为民众世界赋予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世代相传的言说和理解，民众世界才不是一片恍惚荒缈的混沌，而成为一个经纬分明、秩序井然、意蕴丰盈的生活空间，一个情境相生、虚实相映的"意境"。

    比如说，每一个地方都有与其独特的地理景观相映照的地方风物传说，在自然地理学意义上，一个地方只是一片自然形成和人工造就的地形、地貌而已，而正是因为有了地方风物传说，这些地形、地貌才获得了意义，那些庙宇、水泉、坟茔、山丘、河川才成为龙脉所系的福地、恬然可居的家园、野鬼出没的古墟，那些与这些地理景观相关的神仙下凡的神话、先祖卜居的传说、风水堪舆的故事，就赋予了这些景观以不同的意义，也让这些景观在地方空间中具有了不同的地位和重要性，从而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勾勒、建构了一幅乡土地图，这幅地图和地理学家或者任何一个外来人居高临下鸟瞰的地图迥然不同，是两个风情各异的地理世界。一个民俗学者，唯有在这些风物叙事的引导下，才能进入这幅独具风情和意蕴的乡土地图，才能和土著一样置身于乡土世界，也才能理解在这个世界、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重复上演的那些庆典和仪式，才能理解民众们为什么要在某个地方举行庙会，为什么他们把某个地方作为请神的起点，为什么把某个地方作为送祟的终点，为什么社火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招摇行进……。正是这些地方风物传说，使一片土地有了众人关注的地点、有了区分内外的边界、有了贯通四方的脉络，也就是说，在一片原本洪荒的土地上勾勒出了文理，建构了一个地方的"地理"，这些风物故事其实就是理解、解释一个地方乡土世界的地理学，唯有在这些故事的引导下，我们才能理解地方地理，才能真正进入并驻足于一片乡土，一片"田野"，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研究"才有可能进行下去。而如果我们对这些故事茫然不知或者漠然不顾，我们虽然可以"到达"一个地方，"置身"于一片空间，我们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虽然置身于这个地方的山川环绕之中，但茫然四顾，那些山川对于我们却毫无意义，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的那一幕幕民俗活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远远不是一个意义丰盈的生活世界或者人文空间，而只是牛顿物理学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而已，即使我们能够像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那样用测绘学的技法描摹、绘制这个空间的地图，把村落、山川、道路、水系、坟茔甚至等高线都一点不漏地描绘下来，我们仍无法建构这个乡土世界，因为这种地图恰恰遗漏了对于理解一个乡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和意义。乡土的意义不是铺陈在大地上，而是铭刻在土著的心中，流传在故老的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歌唱中。

    这些故事和歌唱宣示着民众对于其生于斯长于斯乡土的理解，也引导着民俗学者对民间社会和民俗生活的解释，它们其实就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海德格尔把“前理解”称为“先行看到”，也就是说，在研究者把一个对象当作考察和研究的主题之前，前理解已经预先为研究者展现了一个通向对象的视野，它决定了你在这个对象（比如说一片“田野”）中看见什么、关注什么、把你看到的东西看作什么、理解为什么。正是这种“前理解”开辟的视野，为研究者展现了通向对象或田野内在奥妙的幽处。在解释学看来，有没有前理解，是不是接受前理解的引导，是把前理解当成有机的环节还是当成应该抛弃的偏见或者干扰，正是区别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水岭，也是区别作为人文学术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水岭。

    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近缘学科，它们跟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一样，都把田野作业和田野研究当成学科的看家本领，但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田野研究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田野研究在出发点上却大相径庭。简单地说，民俗学的田野是故乡，人类学的田野则是异土。对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而言，田野是一个异在的、与研究者无关的世界，是一片陌生的有待于探究和描述的未知之域，即使研究者研究的是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世界，作为一个学者，他也应该淡化这种亲切感，拉开距离，斩断与田野之间的生活关联，以保证研究的价值中立和描述的客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作为学者，与他研究的田野之间，应该只存在纯粹的认识关系。学者对于他研究的田野只是局外人，田野只是他的研究对象，学者是这个对象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和描述者，即使他再谦逊，也只能作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他观察或者对话的目的往往只是为了验证和修正一个现成的理论预设，在进入田野之前，人类学家早已准备好了一个现成的问题表格，田野只是他迎来填满这个表格的材料而已。这些学科和田野之间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主－客观二元论范式。人类学家在他的田野面前，体验到的往往是陌生文化迎面撞击而来的震撼感。

    对于民俗学家而言，那在“田野”（民间）世代流传的风俗、歌谣、故事，年复一年再现的节日、仪式和典礼，总归是他已经似曾相识的、有所了解的，他的田野，他的研究对象，就是他的故乡。他之所以把他的故乡当成田野或者研究对象，并不是想探讨一个未知世界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也不是想对之进行一番客观的精细的描述（“细描”？），更不是为了在自己的故土验证一个比如说来自学院甚或是西方的学院的理论，而是为了对于那些他一直耳熟能详的故事、身体力行的习俗，做出更透彻的了解和解释，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内在意蕴，从而增进对家乡和自己的理解。其实，正是民俗学家与本土世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作为前理解引导他把故土的某个地方当成他研究的“田野”，使这个地方在广袤的民俗世界中凸现出来，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的研究课题。也正是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联系，才让他知道应该到田野中寻找什么，应该通过田野研究回答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才使他具有了民俗学的问题意识。民俗学家的课题和问题的不应该是来自现成的理论预设，不是来自千篇一律的问题表格，而是发自生活的困惑和启发，源于故土历史的呼唤，他的研究不是为了验证某个理论，而是为了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寻求自我理解的依据和归宿。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体验到的是对本土传统和历史的忧患感和使命感。

    但是，当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摈弃民间文学，离开文本，舍弃了文本所展现的对于田野的“前理解”，就像一个失去了向导的探险者，田野，对于他不再是熟稔亲切的家园，而成了四顾茫然的未知之域。置身于这样的田野中，他只能像人类学家那样按照现成的理论和表格对田野照单全收，结果收罗了一大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如何用的田野材料，却并没有增进对于“田野”的理解。当民俗学按照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从事田野研究的时候，它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也就日益模糊，民间文艺学刚刚假民俗学的旗号从文艺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却又面临着被社会学和人类学吞并化解的危险。

    正是意识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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