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国维的悲剧论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外国人士开始注目于中国的悲剧，也有中国学者尝试引进西方的观念，用以研究中国的悲剧。王国维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主要依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学说，阐发了以下悲剧观：

第一，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的结合。人的知识与实践这两个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只有“美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因其非“实物”，故能于人“无利害之关系”，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人对它也就“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种“艺术之美”，因其能“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故能减轻人类的苦痛，因而也就优于“自然之美”。

这种“艺术之美”又可以分为优美、壮美两种。何谓优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何谓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无论“优美”还是“壮美”，都能“使吾人离生活之欲”，因此都是“美”。在文艺作品中还有一种“眩惑”，其作用能使人“复归于生活之欲”，因此“眩惑”与“艺术之美”不能并立，非但不能疗救人世的苦痛，还会使其加重。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一绝大著作”。因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特别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解脱，不是“非常之人”的解脱，而是“通常之人”的解脱，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故其特点为“悲感的也，壮美的也”，就是说能充分体现“艺术之美”的。

第二，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这三种悲剧中，第三种感人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第一、二两种。因为人们在面对第一、二两种悲剧的时候，“
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慄；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就是说，这两种悲剧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还是可以逃脱的。第三种悲剧则不然，“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就是说，这种悲剧是必然性的，不可逃脱的。因此当人们面对第三种悲剧的时候，“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按照以上的标准，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悲剧。他认为宝玉、黛玉爱情悲剧的造成，“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就是说，在宝玉、黛玉爱情悲剧形成的过程中，有关的每个人物的行动，都有其不可改变的理由。正因为如此，“《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由此也导致“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壮美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可见在王国维看来，“艺术之美”中的“壮美”常常是与悲剧、特别是与第三种悲剧相联系的。

第三，悲剧的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是统一的。王国维首先引亚里士多德之说，“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按：今通译为‘净化’）”。悲剧的这一价值，王国维称之为“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王国维又谓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
已故”。悲剧的这一价值，王国维称之为“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王国维认为，对于悲剧来说，“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是使人向善；“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是言其美；“示人生之真相”，是言其真。可见在王国维看来，悲剧是最能体现真、善、美的完满结合的。

王国维对中国戏曲中悲剧的评价，就是依据以上的悲剧理论，并且常常是在与《红楼梦》的参照中进行的。同样是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王国维这里所批评的，就是所谓“大团圆”结局。他认为《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
都是典型的“大团圆”结局。又谓：“《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通过以上的比较，他得出结论说：“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他还进一步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虽同具厌世解脱之精神，但程度又大有不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知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供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因此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中，只有“《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戏曲中是没有真正的悲剧的。

王国维的这种看法，在他对元杂剧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有所补充与修正。在1908年所著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指出：“白仁甫《秋夜梧桐雨》，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

在1910年所著的《录曲余谈》中，王国维又指出：“余于元曲中，得三大杰作：马致远之《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是也。马之雄劲，白之悲壮，郑之幽艳，可谓千古绝品。”

王国维两次提到白朴的《梧桐雨》，均以“悲壮”评其特色，则心目中以其为悲剧无疑。

在1912年所著的《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更进一步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国维此处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是片面的，但他对元杂剧中悲剧的分析却极有见地。他在这里提出元杂剧中悲剧的特点有两条：第一条是屏弃了“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第二条是悲剧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如窦娥甘愿替婆婆认罪，韩厥、公孙杵臼甘愿为救赵氏孤儿献出生命，程婴则甘愿献出亲生骨肉，等等。这后一条实际上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因此是深得
悲剧之精神的。

（三）姚华的喜剧论
姚华的喜剧论，见于1913年发表的《菉漪室曲话》。
姚华在总结宋元明清几代喜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古代以来的滑稽、谐隐之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姚华认为，喜剧不仅是艺术的一种类型，而且是文学的一种类型，用他的话说，就是“滑稽文学”。他认为“文学之至，喻于上天，滑稽文学，且在天上。滑稽者，文学之绝谊也”。就是说，文学的价值是很高的，而喜剧又是文学中最值得推崇的一种样式。其原因何在？姚华认为：“滑稽一语，批抹皆非，科律千秋，指摘便
倒”，“神力转运，左右人间，上自贤达，下及朽腐，靡不翕然受其点化，潜观默感，渺不之觉”。就是说，喜剧特别是讽刺喜剧具有强大的威力。许多貌似神圣的事物，一经喜剧加以揭穿，其本质便会暴露无遗，变得十分荒唐可笑。而喜剧就是在广大观众的笑声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正是从喜剧兼有文学、艺术双重性质的认识出发，姚华对喜剧的来源作了比前人更为广泛的考察。他认为中国的喜剧应当有艺术与文学两个源头，艺术的源头是古代的俳优，而文学的源头就是《庄子》。他说：“滑稽之源，出于蒙庄。”其根源当是《庄子》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艺术特色。《庄子·天下篇》云：“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②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
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确，庄子对现实矛盾的深刻认识，对富贵权势的极端鄙视，对虚文伪饰的辛辣嘲讽，以及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创造“＠③诡（滑稽可笑）可观”的形象的艺术特点，对于后代的喜剧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

姚华对于晚明的喜剧评价很高。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喜剧名作，特别是讽刺喜剧，如徐渭的《歌代啸》、徐复祚的《一文钱》、王衡的《郁轮袍》、孙仁孺的《东郭记》、吕天成（署名竹痴居士）的《齐东绝倒》等，都是杰作。其中《东郭记》、《齐东绝倒》二剧，姚华评价最高，称二者“皆滑稽之雄”。

《东郭记》敷演《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乞饮东郭墦间的故事，写齐人和王驩、淳于髠三人通过行贿、诈骗、吹牛等手段，从一贫如洗的乞儿爬到齐国将相的高位。《齐东野语》则从《孟子·尽心上》和《万章上》的有关材料出发，写舜父瞽瞍犯杀人罪，舜为维护自己大孝之名，背父潜逃海滨。

此二剧之所以被赞为“滑稽之雄”，是有原因的。姚华以《东郭记》为例，分析其原因有二：

一、运用了高超的喜剧手法。姚华指出：“本传以曲演孟本‘齐人’一章为骨，而敷衍结合，取材七篇〔6〕。作者殆老于举业， 又妙诙谐，故涉笔成趣，笑骂皆宜。”其中特别是第六出的［斗宝蟾］二曲，“上下古今，谑浪笑傲，恣其褒弹，以实野语。夫子自道，全篇眼目也”。

二、表现了深刻的讽刺之意。姚华借用李调元《雨村曲话》的语言称：“《东郭记》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贵利达’一语，盖骂世词也。”他还具体分析说，此剧创作于万历戊午（1618），“戊午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当清太祖天命三年，后年即明光宗泰昌元年，再二十六年而明亡。末世苟安，人多秽德。本传讥弹，原非无谓。论世知人，可以观矣。隆、万为明制举文极盛之时，其思致又多牵连如此。”这
就是说，此剧的讽刺对象是末世苟安之人的秽德，特别是八股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畸形心理状态。

由于以上两点，姚华认为此剧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引原评称此剧：“游戏之仙，滑稽之圣，当不令汤若士独有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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