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本是一桩文化盛事，似乎无论如何不该与摧残文献相联系，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二者极不协调地共存于同一时代，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现实。一方面，清廷既要以图书编纂来显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另一方面，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又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因此，为这种矛盾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廷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高宗便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这样，在取得编篡《四库全书》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化也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其结果，不仅使宋元以来的大量典籍毁于一旦，而且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阅读，利用和研究，皆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篡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有不可宽宥的人为过恶。“功过参半”，以此四字来评判它，或许是大致不差的。

    注释：
[1] 《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
[2]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
[3] 《清高宗实录》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壬辰。
[4] 《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5]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
[6]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丁未。
[7]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卯。
[8] 《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丁酉。
[9] 《清高宗实录》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
[10]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11]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
[12]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
[13]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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