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流行于学术界的八卦起源占卜论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材料、认识作了具体深入的辨析，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龟卜、卜筮）的观点和认识是无根无据的。八卦并非由数字卦发展而来，更非源于龟卜、数卜。数字卦的存在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为前提，它们只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进行占筮而得到的一种结果（卦象及筮数），而商周龟甲及史前墓葬龟甲也都与数字卦的产生无关，更与八卦六十四卦起源无关。
 
    关键词：八卦起源    占卜论    数字卦    龟甲
 
    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是学术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种观点，或可谓主流认识，如：冯友兰认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龟兆而来，是标准化的“兆”；高亨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爻象征占筮用的两种竹棍，八卦是有节和无节两种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镜池认为阴爻和阳爻象征古代结绳记事中的小结和大结，古人用结绳方法记录占筮之数，后来衍化为八卦。由于“诸种假设均缺乏文物验证”[1]，所以它们现在只是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和资料。
 
    在当代，由于殷周数字卦的发现和破译，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的观点似乎有了考古依据和线索，所以易学界比较重视这种新的发现，在认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八卦起源卜筮论，如：唐明邦先生认为张政烺1980年提出八卦由古代数卜记录符号演化而来，“这一发现对探讨八卦起源，筮数同卦象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2]。郑万耕先生认为冯友兰、高亨、李镜池等人的卜筮说乃至章太炎、钱玄同、郭沫若等人主张的八卦起源生殖器说“都是无从确证的猜测”，而张政烺的理解虽“仍属猜测，但它具有相当的考古文献上的根据，为我们探讨卦爻画的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3]。陈咏明先生一方面认为张政烺对殷周数字卦的破译与朱自清关于八卦符号源于数卜、数目的推想相印证，同时又说“八卦的形成、发展和运用，都是为了占筮，须从占筮的角度去把握，方不致偏离方向”、“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内容日趋复杂，即使可以增加内涵，八种卦象也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和事物的变化了，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卦象涵盖的内容加多应付的事变也加多”[4]；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有类似的说法：“……八卦所以演为六十四卦，看来是出于占筮的需要。随着占筮的发展，八种卦象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可以应付无穷事变了”[5]。
 
    在此，我们有必要看看有可能支持八卦起源占卜论的考古材料以及考古学家的相关认识，并对它们试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
 
    张政烺先生统计周初32例数字卦共有168个数字，涉及一至八字，其出现次数分别为：一，36次；二，0次；三，0次；四，0次；五，11次；六，64次；七，33次；八，24次。以六、一两字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64次和36次，而二、三、四都是0次。他认为这是个必须注意的现象：“易以道阴阳，阴阳不成对还有什么易理可讲？”但是将所有奇数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其和为80（36+0+11+33），将所有偶数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其和为88（0+0+64+24），二者大体平衡。所以他认为二、三、四这三个数字虽不见，但实际上还是存在的，推测应是二、四并入六，三并入一所致。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古汉字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一二三亖自上而下书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将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于是他推论：“占卦实际使用的是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6]。张先生这里的分析是很细致的，但最后一句话却模棱两可或者也可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认识，而后来的学者也瑕疵莫辨，引以作八卦起源卜筮论的依据。张先生说“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这是就考古材料和当时所见阴、阳爻画存在的年代就事论事，是符合实际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八卦符号的阴阳爻画是由数字卦的六（∧）、一两个数字发展而来，或者张政烺先生本人也有此意，但它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易以道阴阳，阴阳不成对还有什么易理可讲？”、“……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些论述的大前提是数字卦中的所有数字都被区分为阴阳二性，是阴、阳的象征和代表，张先生对32例数字卦168个数字的统计、分析也证明这个思路和理解是正确的、合理的。所有数字被区分为阴阳二性的三爻数字卦、六爻数字卦（即张先生和学界所论商周数字卦）必然意味着阴、阳爻画的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且它们是先于数字卦的存在而存在，而数字卦只是用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进行占筮而得到的筮数（虽然，当时或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在商、周时期的存在或普遍存在——实际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在商周之前是存在的，已出土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中有丰富的相关资料，对此拟另作分析和释读）。简言之，认为八卦符号源于上古占筮记录的数字符号，阴爻（--）、阳爻（—）来自商周数字卦的六（∧）、一两个数字[7]，这完全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倒果为因。如果没有阴、阳爻画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张政烺先生对32例数字卦168个数字的分析、理解又何从谈起？至于商周、秦汉时期一至八8个数字向六、一两个数字的归并倾向以及最终只用六、一两个数字，不妨看作是数字六（∧）、一与八卦符号阴爻（--）、阳爻（—）画法接近的缘故，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画法实际是阴阳爻画八卦符号而不能视为数字卦（阴爻画作“∧”而不作“--”，显然与阳爻更容易区分，而不致因两条断线连在一起或过于接近而让人误识为阳爻“—”）。
 
    张亚初、刘雨先生在稍后于张政烺发表的文章中，也搜集了36例商周数字卦材料（其中包含几例用三条断线和一条连线组成的四爻、五爻卦符，他们认为是与杨雄《太玄经》有关的资料，如有的可释为《太玄经》的“争首”、“锐首”，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卦画”，而张政烺、冯时先生则认为应是六爻卦符的简省，略当后世易家所讲的“互体”[8]），并说“上述三十六条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数目字的组合，而且都是由三个或六个数字构成的组合。这不能不使我们与导源于数卜的我国古代占筮法——八卦联系起来。八卦的每个卦由三个爻（单卦）或六个爻（重卦）组成，每个爻也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至于当时“是否有卦画，尚不得而知”[9]。张亚初、刘雨两先生是直接认为或判断八卦符号“导源于数卜”，并未作论证。关于“导源于数卜”，他们作注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说明龟卜，吉凶表现在龟甲裂纹所成的象上。用蓍草来筮，吉凶表现在蓍草成卦所得的数上。《考古》1976年4期，汪宁生同志在《八卦起源》一文中，又从民族学的角度找到了数卜的例证”。这段话是否证明或说明八卦起源或“导源于数卜”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筮，数也”说的是八卦筮法，根据占筮所得的卦象及据以画出卦爻的筮数（分阴阳）来判断吉凶，如《周易·系辞》“大衍筮法”即如此，所以《左传》这段话并不表示八卦“导源于数卜”，更谈不上证明。汪宁生先生《八卦起源》一文谈到的有关数卜之民族学资料，有的与八卦无关，有些则与八卦相关：如西盟佤族“司帅报克”占卜法，“其法是用小木棒在地上随便划许多短线条，然后计其总数，看是奇数还是偶数，奇数主凶，偶数主吉”，这种方法与八卦没有关系。汪宁生认为与古代筮法最相似的要算四川凉山彝族“雷夫孜”占法，其方法是：“毕摩（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共行三次，即可得三个数字。有时亦可不用细竹或草杆，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上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将木片分为三个相等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毕摩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打冤家（过去彝族奴隶主操纵下一种械斗、出行、婚丧等事。”汪先生以为数分二种而卜必三次，故有八种可能的排列和组合；用一画代表奇数、二画代表偶数，此即阳爻（—）、阴爻（--）的由来；把奇数和偶数八种可能的排列情况，分别用这两种符号画出来，这就是八卦的由来。汪先生据此认为八卦起源于数卜，其实也是倒果为因：无论细竹（草杆）法或小刀刻木法，得到的都是阴阳爻画的八卦（以偶、奇代替阴、阳爻画）而非数字卦（如前所述，数字卦存在的前提也是阴阳爻画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它只是一个起卦过程、利用八卦符号进行占筮的过程（如《周易》“大衍筮法”一样）而不证明八卦起源于数卜，所谓古代筮法如“大衍筮法”正是对八卦（六十四卦）的利用而不说明八卦起源。汪先生文中所言及四川阿坝地区藏族用牛毛绳八根打结、羌族用数麦杆法、云南傈傈族数竹竿33根等占法，语焉不详，但以占卜三次而数分奇偶而论，其法都应该是对八卦的利用而不说明或证明八卦起源。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汪先生说“八卦原不过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用一种表数符号”是错误的说法：“雷夫孜”等占法按操作程序一次得出或奇或偶之数，如用阳爻（—）或阴爻（--）表示，或可认为这阳爻、阴爻乃是“表数符号”，但操作三次所得之八卦符号（或用“奇奇奇”代表乾卦，“偶偶偶”代表坤卦等）却不是“表数符号”，八卦并非数（虽然起卦过程中要用到数、产生一些数）。汪先生文中也说古人占筮“感到八种卦象太少，于是将八卦相重衍变为六十四卦，揲蓍之法也愈演愈繁，要经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意即六十四卦亦“导源于数卜”，这当然也是不足为训的。张政烺先生在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发现八个六爻数字卦，如有三五三三六四（遁卦）、六二三五三一（归妹卦）等[10]，按汪宁生先生的推测，至少阴阳爻画的三爻八卦在崧泽文化中已产生（否则不必或不可能有六爻数字卦），这自然也否定八卦符号起源于商周数字卦、数卜的说法。
 
    徐锡台先生在张政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早在原始社会崧泽文化中已出现数字卦，由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位数字排列组合而成。这种数字卦经过千年的使用，进入商周时期人们省去积画二、三、四这三个数字，增补了七、八、九这三个数字，即用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位奇偶数字排列组合成重卦。进入战国中期又省去五、七等两位数字，只剩下一、六、八、九四位数字；至西汉文帝十五年又省去八、九两数只剩下一、六，如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上的易卦；至汉武帝时期，由于篆字改为楷字，故将“∧”垂直成阴爻符号，实际上阴阳符号仍是一、六两位奇偶数[11]。徐先生这里的论述和认识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其一，崧泽文化数字卦出现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位数字是仅就张政烺先生例举的两个数字卦而言，并不能确定原始社会的数字卦就只使用这六个数字，所以认为由原始社会使用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数字发展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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