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体达用之学”既为政教立本，又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则其精神所寄必在于学校。范仲淹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的一生也对此付出尤多，堪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范仲淹21岁寄居长白僧舍苦学两年，这相当于他的大学预备班；此后在南都学舍苦学五年，完成了他“大通六经之旨”的学业（《年谱》）。这种经历使他以后极其重视兴办学校，罗致教授，培养人才，而庆历新政首先侧重的“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以“慎选举，敦教育”为本源。范仲淹登进士第后，调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年谱》），以后徽学的兴盛，范仲淹与有功焉。天圣五年，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在此写有《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范文正公集》卷十八）。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将所得南园之地辟为学校，聘胡瑗为教授，由是而有苏湖之法。苏州有郡学，自范仲淹始；东南学术之盛，亦自苏州建学始。景祐三年，范仲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此建郡学，“生徒浸盛”，邀李觏到此讲学。景祐四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在此建郡学，再邀李觏。宝元元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李觏应招到越州讲学。庆历三、四年，推行庆历新政，在京师立太学，诏各州县皆立学，取苏湖之法著为令，奏请胡瑗、李觏入太学。庆历五年，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在此作《邠州建学记》云：“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范文正公集》卷七）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两次推荐李觏入太学，李觏被授为太学助教，后嘉祐四年，胡瑗以病告假，李觏入京管勾太学。

范仲淹在仕途中数进数退，所经之地有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山西、山东等省份。他在南都，亲掌府学；居庙堂之高，则在京师立太学；处江湖之远，则每到一地，必建学兴教，“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参考文献

  《范文正公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四部丛刊》本。

  《宋元学案》，世界书局1936年《四朝学案》本。

  钱穆，199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皮锡瑞，1959年：《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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