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范仲淹/士风/先忧后乐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缙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之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1]，士风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的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宋仁宗时期，这一转变过程才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脱脱：《宋史·范仲淹传》）
    一、宋代士风转变的背景
    宋代士风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基本措施密切相关。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是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被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循。如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徐松：《宋会要辑稿》）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宋代统治者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绝对可靠，这个政治群体只有依附皇室才能发挥其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因为权力可以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主要组成成分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宋代废除了“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拓清仕进之路，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宋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三月，“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四月，宋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做法就是要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公元974年）二月，宋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这将帝王的良苦用心表达得一清二楚。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如宋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僻“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宋真宗、宋仁宗时期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诸人《宋史》本传）这些人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心腹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一阶层的文人士大夫。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世家势力背景，故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和对皇室极强的依附性。他们一旦被罢免，对朝政就不再有影响，如果不是由于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如宋英宗即位初，因病废事，国家大事皆取决于二府大臣，此时宰辅们的权力不可谓不大，然而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对太后说：“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认为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为其辩护说：“窃惟彦博，一书生耳。……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
    宋代士大夫的成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皇帝又因此将他们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政治集团托以重任，他们的处境自然会有很大的改观，具体地落实为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措施。
    第一，以文抑武。宋初，朝廷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这些武人往往缺乏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开国帝王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以重任，甚至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由文人士大夫充任。
    宋仁宗时，曾用武将王德用为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苏仪甫密疏以为卫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舆论又认为他“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台谏议论纷纷。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五月，王德用终于因此被罢职。北宋另一位名将狄青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狄青因战功赫赫，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六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台谏即纷纷表示反对，言狄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这样的任命“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丧乱之政”等，宋仁宗仍执意用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次年五月，狄青因平岭南之功，宋仁宗欲用其为枢密使，遭到了以宰相庞籍为首的大臣们更激烈的反对。宋仁宗的意志虽然得以贯彻，反对的意见却一直未断绝，以至谣言四起，说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狄青“家犬生角”；狄青得京城百姓爱戴，“青每出，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狄青避水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等等。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八月，狄青终于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排挤出枢密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北宋蔡襄总结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
    第二，尊崇文人士大夫。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而且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极少发生。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点校雠，得之为荣”（《职官志》，《宋史》卷一六二）。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赖的主要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爵勋供给），职田等，后人因此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之说。
    宋代帝王对文人士大夫寄予的重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宋代士风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实现的。
    二、范仲淹“修身”的品德追求和实践
    范仲淹是忠实的儒家信徒。儒家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礼记·大学》要求人人“皆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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