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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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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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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本”，《礼记·中庸》同样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因此，范仲淹最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从道德自我完善的“修身”角度出发，范仲淹标举儒家圣贤为自己的行为典范。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直谏被贬饶州，作《灵鸟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文中引为榜样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云：“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鸣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之气。”他在《蒙以养正赋》中则标举孟子和颜回，云：“至贤者孟子，在养素而弗违；亚圣者颜生，性如愚而有以。”这些儒家前贤有坚定的行为道德准则，且能付诸行动，在逆境中不改素志，范仲淹一生也都是照此去做的。
范仲淹在其诗文中反复强调士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四民诗·士》是专门讨论士人品德的：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祸福有倚伏，循环亦无极。前圣不敢言，小人尔能臆。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但当时，士风败坏，“善恶”不辨，圣人之道“日以疏”，以至于“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仲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深层的忧虑和愤激的指斥。士风的败坏将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黑白混淆，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诸如此类的现象应该给人以充分的警示。世人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范仲淹显然不能赞同。范仲淹此诗意在警戒士人，要求他们“以德为先”，恢复“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士人的要求，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勉励。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苏州，回到故乡。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为修缮，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其二《君子树》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松树写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树与“清风”为伴，身姿“夭矫”挺拔；松树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趋同“兰菊”清纯的品德；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松树青翠如故，独自面对“天地”的严威酷寒；松树声涛如江河，气势磅礴；松树内心如金璧，坚贞完美。通过这些勾勒，松树之清高脱俗、纯正浑厚、桀骜不驯、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松树是当之无愧的“君子材”。松树的这一切吸引着范仲淹，使他“对之每前席”，时时欲亲近松树。在诗歌的小序中，范仲淹更说：“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化为补天石”是松树的最终用途，更是范仲淹对自己的期望。所有的性格磨砺和道德完善，其终极目标是“补天”。
范仲淹出守睦州时作《严先生祠堂记》，极其推崇东汉严子陵，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执著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追求，是坚定的入世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所以，他在文章中不是歌颂严子陵的隐逸避世，而是歌颂其不追逐名利的清高品德。正如文中所言：严子陵的作为“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焉”。同时，范仲淹又有《钓台诗》云：“汉包六合罔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严子陵被他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东汉开国的所有元勋。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爱惜羽毛，品德高尚，不与世俗争夺名利，足为世人垂范。范仲淹从清廉高洁的角度推尊隐士，将他们树为自我品德完善的榜样，他早年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来往，称颂林逋“风俗因君厚”（《寄赠林逋处士》），其出发点是相同的。
范仲淹从“修身”的立场出发，最终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利国利民。进士中第之前，他的个人愿望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条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2]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直到64岁去世，范仲淹仕宦经历37年。其间，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职，或者是西北守边，范仲淹始终耿介正直，敢说敢做，恪尽职守，积极有所作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北宋士大夫学习的榜样。范仲淹劝导帝王“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用天下心为心赋》），自己则“观民患，不忍自安”（《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上执政书》）。
范仲淹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就是这么实践着的。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调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任职时建议修复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时人称颂说：“我思范公，水远堤长！”（杨阜：《画像赞》）[3]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范仲淹任秘阁校理，上疏言宋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又请皇太后还政，贬官，出通判河中府。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谏废皇后郭氏，贬官，出知睦州。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唯私，贬官饶州。面对这三次贬谪，范仲淹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悔恨，“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酬叶道卿学士见寄》）。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这一年，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在西北边塞四年，边疆形势转危为安，当地百姓歌颂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奉调回京，旋除参知政事，主持“庆历革新”，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变革未成，范仲淹历任地方长官职务，报国利民志向不变。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已经58岁了，时知邓州，在此写成闻名遐迩的《岳阳楼记》，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是范仲淹自我品德完善的最高境界，是范仲淹报国利民追求的最完美表现，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最凝练的表达。
三、北宋士大夫精神风貌的演变
范仲淹将一生的实践和追求归纳为“先忧后乐”的原则，标志着宋代士大夫精神新貌的最终形成。
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敝，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本传）。宋太祖朝名宦陶毂，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毂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宋史》本传）。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新五代史》本传）。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
北宋士大夫砥砺名节，风气渐变，至宋仁宗朝，新的士风已经形成。这时候的士大夫往往正直敢言，不苟同时俗，遇事争先，积极有为。他们的言行，明显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范仲淹之所以能在当时士大夫中成为典范性的人物，原因有三。第一，性格刚毅，坚定执著。范仲淹一生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早年表达为追求“良相”的愿望，晚年归纳为向“古仁人”看齐的人生境界。为了贯彻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范仲淹敢做敢当，不怕触怒权贵与帝王。刚毅坚定的个性表现为仕途上的特立独行，卓然于时俗之上，成为表率。第二，政绩显赫，功在当代。范仲淹一直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落实到现实行为中。无论在什么职位上，他都对国家、社会、朝廷、民众有着突出的贡献。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出将入相”的人生最高理想，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体现，士大夫群体因此以范仲淹为学习的榜样。第三，历任要职，出将入相。由于范仲淹个性独特与才干过人，也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得以脱颖而出，在地方或中央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位。甚至在他遭受贬谪的时候，朝廷对他的青睐也依然如故。范仲淹自言“薄责落善地”（《酬叶道卿学士见寄》）[4](P42)、“谪官却得神仙境”（《和葛闳寺丞接花歌》）[4](P45)，便是对朝廷这份善意的领会。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已成为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众人效仿的对象。
受范仲淹影响又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以欧阳修最为突出。欧阳修在仕途上与范仲淹共荣辱，是范仲淹的坚定同道。欧阳修曾多次上书朝廷，推荐范仲淹。欧阳修对范仲淹“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有深刻的领会和极高的推崇。范仲淹移知苏州，他写信称其“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与范希文书》）[5](P983)。欧阳修自己也是“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宋史》本传）。无论得志在朝还是贬官外邑，欧阳修都以朝廷、百姓忧乐为己之忧乐。又如富弼，年轻时即被范仲淹誉为“王佐才也”，政治上也是范仲淹的积极追随者。庆历时出使辽国，“以死拒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后又与范仲淹共同主持“庆历新政”，其为人“好善嫉恶”（《宋史》本传），耿直刚强。
宋仁宗朝士风，可以范仲淹上《百官图》被贬时朝臣的表现为例。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宋仁宗听信其言，“治朋党方急”。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却毫不畏惧，为范仲淹抗辩，说：“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追改前命。”余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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