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正大之邦、歌诗礼义之地，中华民族拥有广博庞大、精深缜密的传统道德资源。这些道德资源除了使今天的国人振奋和感恩之外，毫无疑问的是，如何继承并发扬就成为一个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任务。同于我们的祖先，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承接前流、吸纳百川且再次“开拓万里之波滔”；不同于我们的祖先，今天的这项工作是在一个更新的时代、更大的背景上来进行的。而这个新的时代背景就是引起国际学界广泛研究和讨论的全球化。下面我们愿对全球化带来的整个世界的道德变局及在这一变局中华传统道德如何发挥应有功能的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  全球化及其带来的道德变局

虽然受到当今世界上诸多势力的批评、反对或否定，全球化在当代世人的经验世界里是处于快速提升之中的。这个经验性判断当然可以由我们经常吃喝的麦当劳、可乐等全球化饮食、每天上网浏览的全球信息、整日受到的全球污染来证明，也可从他国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六年前就描述道：“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饭店房间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一个德国频道，即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稍早一些时候，我在开罗的饭店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美国CNN的电视节目；几天以后住在维也纳时又看到日本的电视节目；在我汉堡的家里，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大约25或30个频道（我们已经加入了有线网），其中包括一个英国频道、一个美国频道、一个法国频道和一个土耳其频道。过不了10年，只要我们进入有线网或者屋顶架设一个解码器，就能收看上百个频道。”[1]很清楚，他在此描述的是自己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经验。对于这种经验，戴维?赫尔德等人叙述道：“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娜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2]也就是说，全球化已经贯穿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贯穿在人们最为直接的经验感知之中，而这种“贯穿”在程度上和速度上还在迅速增长。在本文看来，这种经验性的对全球化的证明方式是最为切实可靠的，它虽然不能对全球化中的各种复杂性作出说明，但却可以有力地否定对于全球化存有各种居心的否定。

在通过经验证明全球化及其迅速提升的基础上，讨论其内部机制、外在特征及其产生影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就其最为主要的方面来说就是资本化（capitalization），这一点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对资本和世界历史研究中就被指出了。他说：资本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又说：“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4]在此，马克思主义清晰指出，资本具有扩散至全球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资本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定性。今天，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内在逻辑已经转化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实际上，物化关系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即资本——引者），借助复制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时空依然是人们所面临的惟一现实。”[5]国外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也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世界经济在整体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的”。[6]这些话清楚表明，资本运行的巨大旋涡是全球化的主导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全球化的主导外在特征就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mondialisation）。这种同质化既表现在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与西方人的衣食住行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上，也表现在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程序及其处理观念正在趋同上。这种一体化既表现在全球性的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则正在对我们起着越来越强的制约功能上，也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正在开始对于世界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上。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同质化和一体化是资本化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

在本文中，我们无力对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面影响予以讨论，只想对考察它对世界道德局势的影响。从宏观上，全球化已经并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一个巨大的多层次道德变局。下面我想将这个变局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类历史上各种道德传统被挤压到同一时空场中，使之发生各种冲突和同化，这里的同化是基本层面的会通和趋同，普世伦理就是展现出的某些苗头。

我们知道，人类在自己的文明史上创造了多种道德传统，除掉大量由于各种原因湮灭掉的之外，保存到今天的还有佛教道德、基督教道德、伊斯兰教道德、印度教道德、锡克教道德、耆那教道德及各种世俗道德等。由于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这些道德观念及其实践者需要面对面地接触、肩并肩地生活。一方面，这使本来极少接触的各种道德观念在同一时空点出现从而彰显出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使各种道德实践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比如，目前伊斯兰世界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因素；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等人对亚洲价值观的阐扬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也表现出东西方道德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也使各国人民学习、接受、实践其他的道德观念成为可能，这无疑也极大地推扩了人类道德实践的空间。而且，也使人们必然要寻求和建构普同性的道德，寻找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这充分体现在当代诸多学者对于普世伦理的思考和探索上。其最为典型的文献体现当然就是1993年9月4日由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孔汉思起草）及1997年9月1日呈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由众多国家的前领导人签字）。另外，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还有更为丰富的探讨。比如，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讨论形成一种国际社会伦理的可能性[7]；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则试着思考将和平确定为人类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契约[8]。可以说，普世道德的寻求构成当代人类思想的重要工作，并取得了某些值得关注的进展。

2、     各种道德传统在全球场景中受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的深刻的消解，但力图寻求各种新的扩张和发展。

由于资本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进展，其带来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在今天的世界上大行其道。它们既展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更为露骨地表现在网络世界中。这势必使多少都有禁欲主义和集权主义色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消解。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及其载体（如宗教组织或个体实践者）便对此做出两种反应。一是坚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传统，其代表便是各种宗教都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和实践。另一种是修正自己的传统，表现出某些与时俱进的色彩，其代表则是各种宗教都有的温和派和改革派。前者可以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的“道德实践”为例，他们在国内严苛的伦理政策引起许多世人的关注和不安；后者则暂可以较为复杂的基督教的解放神学和过程神学为例，他们对于传统基督教道德的革新虽然受到各种不同评价，但的确表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特征。目前这两种反应都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这也使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性。

3、公正、平等、民主、自由成为全球基本的道德准则，但仍然在实践和学理两个层面受到批评和挑战。

毫无疑问，全球化势必将资本运作的基本道德原则带向整个世界。从正面和积极方面来理解，这些道德原则应该是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这在今天的全球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在此，我们想以由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商界领袖长期协商拟定的考克思圆桌商业原则来说明一下。这份原则一开始就声称：“就业与资本的流动性使经济活动及其影响不断地全球化。”“没有道德准则，就没有稳定的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接着它提出许多原则，其中包括：“供应商和竞争商应该本着诚实公正的精神履行义务，相信这样才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公司应认识到，真诚、公正、真实、守信与透明不仅有利于经济活动的信誉和稳定，而且有益于提高商业交易（尤其是国际商务）的效率和顺利性。”“在商业的各方面公正对待顾客，其中包括高水平的服务和顾客不满意时的补救措施。”“与雇员坦诚沟通，公开分享信息（仅受法律和竞争情况限制）；”“及时与雇员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不满和要求；”“与雇员有冲突时应相互信任，协商解决；”“避免歧视行为，确保公平对待、机会均等不受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尊重物主/投资者的要求、建议、不满和他们的正式决定”；“在定价报价、许可、售卖权等所有业务中追求公正性；”“尊重人权与民主制度，并尽可能改善人权与民主状况”。[9]这里引用的是经商的原则，这些原则清楚地体现出其背后的道德倾向。极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经商原则和道德大部分还体现在《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宣言：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国际商务伦理准则》中。这是由三大一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商业、金融、学术和宗教机构的领袖们制定的。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它的制定者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无疑也是他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的人生道德原则。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全球道德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也有人从各个角度对于这些原则提出批评。比如，蒋庆就认为“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10]这些批评能否成立和有效当然还需要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