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则中国古代笑话作为这篇文字的开头：一个解差，押一个犯人到某个地方去，中间路过一家酒店，犯人请他喝了点酒，想方设法把他灌醉之后，趁机剃了他的头发，把套在脖子上的木枷解开了，套在了解差的脖子上，然后逃之夭夭。解差酒醒过来，不见了犯人，但看到自己脖子上，套着一个木枷，再摸摸脑袋，也是如犯人一样是个光头，他恍然大悟：呵呵，犯人还在，但是，我到哪里去了呢？！
    
    大概，没有其它的东西，比这则笑话来形容东北亚、东南亚――更广义地说，南亚也包括在内的东亚世界的近代经历，再别有意味的了!在二三百年前逐步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自身文明体系先是被外来强力所否定、接着是在与外来文明的比较中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后，东亚世界在相当长时间内，正是处在“我不见了”的尴尬境地中，不仅对自身命运，没有了自我把握的可能，就是对于自我的表达，也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东亚世界按一个流行的词语来说，是“失语”了。我是谁？我在何方？我要到哪里去？近几百年间，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因此在知识话语及价值观的生产中，与西方世界之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单向接收过程，就是对自身的地理界定，即“东亚”这一概念本身，也还是由西方知识所规范并被东亚世界照搬于自身。
    
    从东亚世界被迫纳入源于西方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角度来说，近代东亚是没有历史的。　　然而，当时光的车轮驶入21世纪，我们转过身去俯看近半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一些发展演变时，这个一度丧失了历史自觉的区域，分明又在逐渐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东亚正在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
    
    只有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我们才能知道在不知不觉中，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究东亚区域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至少这三件大事，值得当下的人们仔细体味。一件是，在经历上百年的被殖民体验后，东亚世界的那些国家，二战结束不久普遍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且其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渐而走向成熟。第二件是，在近二十余年间，东亚世界近世以来战争不断的历史，也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在战争不再是东亚世界常态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却在明显加快。第三件事当然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正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大国形象，再次出现于东亚世界乃至国际社会。以上三件大事明确无误正在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都已处于近现代以来的一个特别时期。人们从一个上升的中国和东亚，以及两者的互动中，感受到了当下东亚世界，与几百年前那个东亚世界的有机关联。在东亚世界开始致力于自主设计和决定各自国家乃至区域的前途时，东亚世界实际上正在恢复对自身的历史自觉，其主体性也在前所未有地重新彰显。
    
    中国和东亚世界在近些年间所表现出来的的主体性，也是一种文明自觉，即《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相互承认的斗争”。在东亚世界近世接受了西方世界对它的表达方式之后，这一区域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则开始自我界定对自身的表达。这种对外来文明的相互承认追求，显然不是排斥性的，东亚世界需要尊重其它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在近世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需要承认它们在许多方面的技高一筹并且要向它们继续学习请教。但这样一种纯粹单向的过程，今天不仅不能被东亚世界主体意识的觉醒所接纳，关键的是，它不再能够为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未来前途，提供足够的智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复活自身文明传统并对它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对中国和东亚来说都已顺其自然。
    　　
    在已过去的上千年历史经历中，东亚世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从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国际关系层面来说，国家之间事实上也有着成型的国际交往规则，它曾经良好地处理了东亚世界的内部关系。但是，由于不同文明在物质力量上的落差，这些内部交往规则在近世以来受到了西方的挑战，东亚世界的国际交往，在近世以来也被纳入了西方的国际交往知识框架中。今天，当我们重新打量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史时，进入我们视野的，事实上在过往人类史中，曾经存在过多个国际体系，每一国际体系都有其独特内部交往规范或说知识价值谱系。这些国际交往经验，是各自区域内部关系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反映了区域内部复杂的地缘状况、政治传统与历史意志。相应于每一个国际体系来说，这些知识传统都是自恰的，在这点上，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的东亚世界来说更是如此，它在既往历史中形成的交往规则，仍能有效施用于现代世界。
    

    因此，把握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和东亚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首先要求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是要转变思考中国和东亚世界问题的空间方位。这里所指的，当然就是要以东亚视角，来取代和包容其它一些思考和表达方式。东亚视角也是一种国际关系视角。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欧洲国际关系或者说是西方国际关系。正如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所指出来的那样，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按照西方经历和经验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种以认识社会间相互作用为其义不容辞的理论义务的职业来说，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范围是惊人的狭窄，而且具有民族优越感。它基本上只是对西方国家体系的研究，而且在现有的理论著作中，相当大一部分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情况。”（《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P6）东亚世界及其经历经验的独特性，和东亚世界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时状态下的命运相互关联，都要求中国和东亚世界的人们，要学会将思考当代东亚问题的背景，放到东亚世界本身的历史脉落中。这一视角的重新启用，在当下来说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应照顾到东亚世界的独特历史传统、地缘政治状况及文明构成，在此基础上展开内外交往实践；另一层是，东亚世界的内部交往历史，其中的智慧资源，许多实际上也具有世界普遍性，可以推广普及惠至人类总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东亚视角是一种地方性视角，但也是一种世界性视角，它以张显地方性独特经验为旨归，但同时以这种地方性经验中，又包含了诸多世界一般性，或者说有着在将来推广普及至全世界的潜能。
    
    也因为东亚视角的复活再生，今天东亚世界的内外交往，其实应有两种知识来源和智慧资源：其一就是主要由西方世界所制定、已成为世界普遍性的一些国际交往经验和规则；其二，是生长于本区域内部、已有上千年历史传统的本土知识。在应用这两种知识、而又重在开发后一种智慧资源的过程中，作为东亚世界屈指可数大国的中国，更应该树立起历史自觉。由于在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东亚国际体系是一种宗主型结构，中国为核心国，是东亚世界的文明中心和文化输出者，而其它国家则处于外围，是文明的接收和受益者，而且，东亚国际体系在多数成份上，是中国将处理国内关系的“文化主义”或说“天下主义”原则进行了外推，有效在东亚世界建立起朝贡体系。因此，中国要意识到在这一自身历史的新时期，在此一区域中所应扮演起的新角色和所应起到的功用，要在对外交往中，凸显中国和东亚文明的主体性，从中国和东亚传统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的国际政治交往知识与价值。当然，由于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系是宗主型结构，本身内涵了文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当代东亚与故往历史的最大差别，又在于东亚已步入一个相互尊重主权平等的世界，所以，中国今天应在民族国家平等的大前提下继续主张和坚持中国和东亚文明主体性，并将它施用于对外交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