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和改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实践的同时，对明天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进行诸多设想，而几乎在同时，立宪派也在鼓吹实行宪政的诸多好处。他们不管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民族共和”，大都全力模仿或全盘吸收西方的政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太炎先生显示出了与常人不同的智慧和远见。他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诸多不足并予以批判，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制度的设想。其中一些观点体现于他的一篇政论文章《代议然否论》中。至今尚有不少人因此认为太炎先生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其间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虽然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但可以说太炎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丢过。他对代议制的怀疑甚至批判，说明了先生政治眼光的锐利和远大，远超过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代议然否论》作于1908年10月，当时国内，立宪运动声势浩大，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活动，立宪派兴奋之余，准备大干一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反对“君主立宪”，但由于忙于革命，对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大部分革命者也未做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太炎先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研究，对西方的代议制进行深刻的思考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太炎先生深深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深爱戴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握并热爱中华民族的历史，因而在其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时，总能做到互相参照，各有取舍，去粗取精，进行较为合理的结合吸纳，最后形成带有明显章氏印记的政治主张和见解。

首先，太炎先生不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本身。早年，在维新变法时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心向往之，美利坚政治制度“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15](p264)但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研究的加深，太炎先生逐渐看清了西方所谓文明民主制度的不足和虚伪。更为重要的是，太炎一向以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化思想制度即使是很适合该民族国家，也不能全盘吸收。他认为代议论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早就已经超过了实行代议制的时代，中国不应全盘袭用欧美、日本的代议制。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识字者极少，经济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无法进行有效公正的议员选举。太炎先生为此列出一些具体细致的理由，今日看来也不无道理。章氏还以为，实行代议制与三民主义相矛盾，会因为分配议员名额而分为“联州”进而造成国家分裂，“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且举美国为例，议员“豪右”致使“垄断”更甚且议员享有豁免权，太炎将之称为“数十百议皇”。所以，实行代议制与民族、民生、民权主义是抵触的。太炎先生还列举西方议院中的许多丑陋和弊端。

既然如此，中国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太炎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设想。

政治上不设议会，由国民直接选举出总统，总统必须从前届政府大员或中央某一部门主管人员中选出。须对总统进行限权、分权的办法，进行行政（包括国防、外交）、司法、教育三权分立法。那么如何立法呢？“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且“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吏，法吏逮而治之。”先生还特意指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的自由。另外，太炎在经济上也提出了一些控制纸币贬值，乱发纸币的办法，以及抑制豪强、官商结合的设想。[16](p306-p307)从此可见，太炎先生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的主张，主旨是反对封建帝制，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并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以历史上明代的地方政治制度为基础（明代地方机构实行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互相监督牵制的制度），仿效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创造性提出其实是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之说，现今颇成为各国定制，然吾国于三权而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17](p533)

地方自治主义 

是太炎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提出、鼓吹并进行一定社会实践、产生一定影响的政治主张。众所周知，太炎先生在1920年前是一直赞成全国统一的共和制的，为何转向地方自治呢？其实，太炎早在戊戌变法刚失败不久，就提出了“分镇”、“封建”思想，即将全国分为“王畿”和五“道”，而中央与“道”的关系非常松散。“道”拥有一切“行政属吏”之权。“这一新的体制将国家的权力中心已由中央下放到地方”[18](p107)太炎积极主张地方自治，是他全力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一贯思想在其建立政治制度主张上的反应。太炎先生的自治理论包括三个阶段，即省自治、联省自治、行政委员联邦制。省自治即一省大行政司法军政之权力均由该省人民治理，“自治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系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分别主持民、军二政。然后，将已经自治的数省联合，即可实行联省自治。“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货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卷之权，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 [19](p752-p753)第三阶段，在各省完成自治的基础上，由省议会制定联邦宪法，“------联邦制成后，明定中央政府，用合议制，以诸委员行之”，这样一来就可以除去自民国成立以来频频引起争端的“三蠹”[20](p758)。无庸置疑，在太炎先生的“自治”理论之下，既是勉强能维持统一，中央政府也只是一个软弱的象征性的政府。1924年，太炎更是提出了“分治”的主张，即自治后，“各省自治而上，尚需分为数国，或分为二，或分为三，或分为四、五，悉由形势便利、军民愿望而成”。他认为这样的“兄弟分财”可以减少内讧，还可以阻止中央政府的卖国行为。“观西南东北诸省，自理外交，其优胜远非北京政府可比”[21](p798)由此可见，太炎先生的地方自治主义，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分镇”、“封建”说，又杂糅西方国家的“联邦”思想。主观上是为了消除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的局面，从而实现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民主理想。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主观的出发点还是积极的。

以上是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主要政治主张和理论。当然，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主张、政治理论还有很多。其实，综其一生来看，每次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太炎先生总要发表政治声明或意见、主张。作为举世罕见的“国学大师”，太炎先生在道德建设、文化传承、宗教观、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等等都有很好的见解，仍值得今人认真的阅读和反思。

我们在回顾太炎先生上面几例政治主张和见解后，就会发现一些明显特征：一 、太炎先生顺应了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时代潮流。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历史，也是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也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也是向西方学习并变革自己的历史。太炎先生亦不例外。在其一生政治活动最为辉煌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政治理论大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制度。二 、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始终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守护与发展相统一。坚持以我为主，西方文化仅为“我”所用，是西方文化适应并融化于“我”，而绝对不是“我”去适应西方文化。即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太炎先生曾将主张全盘西化崇洋媚外者批评为“第一种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22](p505)太炎先生对历史尤其中国历史极为熟悉，又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厚的感情、更为精深的了解和同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的把握和运用更胜人一（或多）筹。因此，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时候，能以历史的眼光、精准地抓住西方文化的精髓，发现其缺失和不足，并从浩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相应的精华，找到恰适的结合点，以中国传统为主，将两种文化巧妙地创造性的结合，形成具有章氏风格的政治主张、思想和理论。同时也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当然，章氏的这种创造和结合，有的较为合理，有的有合理性，有的理论就不正确。但太炎先生的这种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态度，不仅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出现的所谓“西化派”、“保守派”应当学习和借鉴的；对于如今开放年代的国人，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五花八门的冲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可惜的是，太炎先生可能是超过他的时代，或是时代落在他的后面。他的一些有远见的、富有理性的主张和思想，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竟然鲜有赞同甚至同情和理解者。中国近代的“激进”与“保守”合力掀起的时代大潮很快将大师的呐喊彻底淹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或“循环”，在反复折磨着我们的先人及今人：即在国人最需要理性的时候，往往最缺少理性或难以做到理性；而少数具有理性者，又往往被时代所抛弃或批判，这似乎是少数智者个人的悲剧，其实却是整个一代甚至几代后人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剧。这让人不能不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想起他对待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态度；想起他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的作为；想起他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和发展。

参观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2]章太炎：《菿汉微言》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979年版，北京，中华书局。

[3]潘重规：《章太炎先生之气节》,转引自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版。

[4]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1986年版。

[5]章太炎：《菌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6]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

[7]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8]章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9]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10]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11]《易经》，岳麓书店出版社，湖南长沙，1991年版，陈戍国点校。

[12]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年版。

[13]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之关系》，《中国哲学》，第六辑。

[14]章太炎：见曹聚仁编，《国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

[15]章太炎：《訄书·刑官》，《章太炎全集》(三)，1984年版。

[1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17]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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