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指出,古今人物对功业态度是不同的:　

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蜂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秦之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空手辅佐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然则王道之亡而人心转易至此,嗟夫甚哉!学者贵自反而已(31)。
    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传以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战国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自以为甚恕矣;至于书传间时得其一若申商之类者,未尝不拊卷嗟惜,以为偶举而必效,当行而无疑也(32)。
这里,叶适指出古人与今人对功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以“德”来致天下,而不以力征,后人则以申商韩非之术来致功业。因此他指出:“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王道)自此而坏,若后世则不然。”(33)叶适曾例说周文王:“文王不改物,始终一道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最论王伯(霸)之准的也。学必守统纪,不随世推迁,后学既讹伯为霸,而其道亦因以离。”(34)显然,周文王的德行与功业是无可指责的,而后世既讲霸道,自然也就离开了道统了。这里还须补充,上述引文中,叶适明确表示反对“霸、王杂用”之说,虽未指明何人,但陈亮所持“王霸并用”之说,叶适显然是不能同意的。

叶适以这种观点来讨论其他历史问题,如评论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并以周公相比较:“孝文(帝)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35)叶适在讨论春秋时期史事时也批评过孟子:“狐偃言‘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伯,纳襄王,霸业实始于此,与荀劝曹操拒袁绍事意略同。盖诈谋日开,假托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恶,而孟子犹与尧舜汤武同称,盖择义未尽也。”(36)晋侯求霸业造成了“王道遂亡”的结局,自然是破坏了道统,而孟子比作尧舜汤武,即将他也列入道统体系,叶适是不能同意并对孟子提出批评。叶适还批评过欧阳修赞扬汉唐而轻三代的观点,以为欧阳修所说“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表示强烈反感,这正是基于他那种王道功利论之上的。

总之,叶适的王道功利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总体来说,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确实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而理论色彩则较为逊色(37)。当然,叶适在讨论具体历史问题时,也有着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过,限于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十六章,人民出版社,1960年;徐洪兴《论叶适的“非孟”思想》,载《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②④⑤⑧⑩(11)(12)(13)(14)(15)(16)(17)(28)(29)(30)(31)(32)(33)(34)(35)(36)(37)(3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第60、105、246、60、739、200、206、759、178～179、738～739、246、108～109、58、400、402、252、639、150、208、496、133～134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③⑦⑨(19)(20)(21)(22)(23)(24)(25)(26)叶适《叶适集》,第166～167、163～164、192、490、607、431、178、607～608、709～710、743、742页,中华书局,1961年。

⑥《大学章句序》,见《四书章句集注》附录。

(18)拙作《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7)(37)拙作《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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