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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与贾谊：汉代儒学的一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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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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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43]及陆贾纵横群臣间，促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
而贾生的思想倾向与陆子有大同，但亦有大异。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生）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44]，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一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5]。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6]，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7]。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8]，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9]“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50]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51]。如此即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52]。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悝、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53]，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4]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5]，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余论 从陆贾到董仲舒：汉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与战国后期以来的学术总结综合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学术思路的维系，有赖于儒家的师生授受传统。
汉初，矫暴秦之偏，行黄老之术，儒术不过缘饰时事而已。而邹鲁之地儒士学术薪火相传，做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今检《史记》之《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以《汉书·儒林传》，其载儒学薪火授受颇详，尤其是述《五经》的师承，多溯及孔子及其亲炙弟子。儒家学术自成谱系，其他各家与儒学相较，无出其右者。学术日盛，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亦日大。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利用各家的思想资源，以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向着“一”的学术境界回归。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即是此理。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继周秦之末，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俱本于儒而各倾向不同，则各自代表了各家学术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即，陆子儒学与贾生儒学的有着一致的目标，虽然他们的学术取向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仍是创建一统的儒学体系。百家由独立成学而“同归”、“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陆子贾生之学，以儒为本，学综道法，然其思想形式尚未臻至完善精巧，各家之间学术杂糅捏和的痕迹斑斑可见。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的体系建构。“从陆贾到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作一种持续不继前后相继的发展，一种有着共同目标和倾向的思想运动；一方面又可以看作一种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新体系的建立）的‘飞跃’。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是飞跃和平共处质变的完成。由于它以新的基础和面貌出现，从而使儒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6] 也就是说，陆贾与贾谊的思想，是汉代新儒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儒学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环。
注释：
[1][2] [33]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孟子·梁惠王上》，杨伯峻《孟子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版，第12页。
[4] [5] [17]《吕氏春秋·不二篇》，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6]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7] 《韩非子·显学篇》，《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682年版，第685-686页。
[8]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4-617页。
[9] 《庄子·天下篇》，郭庆藩《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5-1069页。
[10]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11] 《荀子·解蔽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 《荀子·非十二子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3] 《荀子·天论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4] 傅山：《荀子评注》，转引自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1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16]《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 金春峰：《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19] 刘元彦：《〈吕氏春秋〉泛论》，《中国哲学（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6页。
[20] 蒙文通：《儒学五论》，转引自萧疌父：《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99-200页。
[21] 《荀子·尧问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2]转引自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0页。
[23] 另有引《谷梁传》两处，按：《谷梁传》成于汉武帝时，当为后人窜入。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儒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版，第770页。
[25] 王利器先生考陆贾书可以印证《荀子》处甚详，参见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页。
[26][31][35] 陆贾.《新语·道基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
[27][37] [38]陆贾：《新语·无为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8] 陆贾：《新语·怀虑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 陆贾：《新语·思务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2][36] 陆贾：《新语·辅政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4]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39] 《论语·颜渊篇》，杨伯峻《论语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0] 陆贾：《新语·至德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 《史记·项羽本纪》载：“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
[42]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3]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4][53][54]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67页。
[46] 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7][48][49][50][51][52] 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5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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