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细密画；他者；文化冲突
　　论文摘要：本文从绘画的角度入手，解读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分析了作者借古喻今的现实关怀及其文化内涵，并借由作品告诫人们，在面对他者文化时，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采取一种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才能真正消除冲突，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融合。

　　
　　一、绘画：冲突之焦点
　　
　　作品的起点和焦点定格在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上——法兰克绘画和土耳其细密画，两者的不同在于：法兰克绘画采用焦点透视，运用光影和空间表现出接近客观世界的画面；细密画追求平面空间的视觉效果，营造出一种“精神启示”的氛围。
　　绘画又被称为视觉艺术，画家作画始于观察。如何观察，采用什么样的视角，这不但与不用的艺术观有关系，更加体现出了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所持有的独特的世界观。
　　15世纪，意大利的画家马萨奇奥率先突破了中世纪绘画的限制，用完全写实的手法“模仿事物本来的面目”，并对空间课题、光线和阴影等进行了系统的创新，开拓了西方写实主义风格之先河。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画家均采用焦点透视来组织画面，表现出三维空间的立体感，并运用阴暗光影，描绘出与人眼观察较为结晶的具有真实感的画面，从而形成感觉真实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这种艺术观的历史渊源是从古希腊神话到文艺复兴一直兴盛的“人本主义”思想。
　　而伊斯兰绘画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空间表现上，细密画不囿于焦点透视，突出平面的超自然构图，艺术家的想象力充分得以施展。根据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认识观，肉眼是人认识珍珠的幕障，肉眼所见的东西是幻而不是真，真理必须用心灵之眼去认识。而细密画正是用心灵之眼描绘出的图画，画面呈现出一种全知的真主安拉的视角。
　　由此可见，欧洲的绘画与土耳其的细密画的表现方式不但说明了它们不同的艺术观，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观--它们一个用肉眼观看世界，一个用神的眼看世界；一个讲究多向度、多声部、多元化，一个是单向度、充满虔诚的中世纪艺术观；一个向外注重现实，一个向内关注与精神；一个重于表现形式，一个更加在乎内在的思想。
　　
　　二、文化内部：冲突的本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冲突都归咎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而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却指出：“世界各大文化首先面临的是其内在的冲突，这一冲突远比文化间的冲突更具有根本性。”这一点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体现的十分明显。作者在回溯古老神秘的细密画艺术衰落的原因时，并没有将其简单的归咎于法兰克绘画的冲击。在作者眼中，导致细密画家之间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面对异质文化的不同态度上。
　　16世纪，土耳其军队在与威尼斯共和国与西班牙王国的基督教联合舰队的交锋中首尝失败，“令东方第一次对西方势力产生了一种切实的畏惧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教士们乘机散布言论，称“我们之所以沉沦于此，完全是因为远离了我们先知那个时代的伊斯兰教义，任凭欧洲法兰克人的思想在我们之中蔓延。”高雅先生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认为那本由姨夫组织绘制的作品“犯了很大的罪”，特别是“在最后一幅画中，厚颜无耻的使用了欧洲的透视法。” “他们把苏丹陛下画成和一条狗同等大小……不过，比起这些，最严重的一道罪，则是要依照真人大小描绘苏丹陛下的肖像，还要画出他脸上的所有细节！正如偶像崇拜者的作为一样。”而凶手则是一位钟情于绘画的教徒。身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同样对全新画法的运用感到怀疑，而身为一个画师，他又情不自禁的着迷于新画法的个性与美感所带来的诱惑，他怀疑“我之所以杀了他们，其实是为了创作这幅画。”
　　帕慕克对历史的再现，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关怀。近代以来，西方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军事实力，逐渐赶超了古老的东方，建立了新的世界的中心。而非西方的民族则不得不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发展。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或者重拾昨日辉煌，他们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但是一味的效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繁荣和尊严，反而出现了经济失调、贫富悬殊、腐败现象严重以及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挑战和侵蚀。于是许多穆斯林把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和面临的问题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挫折和失败、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沦丧都是世俗化和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腐蚀性结果。面对这些，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不同的反应——亲西方者、立志图新求变的伊斯兰现代改良主义者、对西方持强烈反对和敌对态度者。虽然他们都期望伊斯兰社会得到复兴，但从作品中我们就可得知像高雅先生那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由于畏惧自我批判和变化，最终只会导致穆斯林社会开倒车。而只有不惧变化，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文化中优秀的元素，才能帮助他们度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