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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春，青乔受聘北上佐幕直隶制军刘长祐。此时的青乔，已是白发苍苍，穷困潦倒，依然希望“平生抱负乘时展，莫但文词重洛阳”(叶廷琯《楙花庵诗》卷二)。与朋友作别时，显得慷慨激昂，“几度江楼重祖席，相看等是无家客。凯歌声里共旋归，惜别休言半斑白。筹幄容我建寸长，腔血犹在吹未凉。”(《同人叠韵……和一章》，《半》卷八)孤帆远扬，却于途中病逝。
青乔后期的诗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他的哀民诗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指出了清政府苛捐重赋、竭泽而渔、民不聊生是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肯定了官逼民反、百姓暴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怒斥官兵杀人如麻，无恶不作。《哀甬东》记“鄞县赋额浮征逾倍，东乡众户求减价，当事谓为乱民。檄兵往剿，丁壮惧而逃，惟妇稚在空，淫掠之。于是四乡公愤，并力出拒，兵民互伤以千数”：
海氛甫戢兵又起，只为官中急追比。狼烟一夕红过江，血染连村成战垒。耕男馇妇猛一省，骷髅饮冤死犹警。往时催科笞在臀，今时催科刃在头。(《半》卷六)诗中写出了官府横征暴敛，恣意杀戮，奸淫抢劫，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慨而奋起反抗。严酷的现实折磨了诗人，也改造了诗人。
二是他的诗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满清王朝中风雨飘摇中已无法维持腐朽的统治。
“征剿”的军队无心应战，却又屡称战功卓著，“叱咤风云声满纸，披读露布皆奇功。”“防堵”只见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水防既溃陆防急，防豫防冀防徐梁。坐令九州尽惟扰，贼梳兵栉无完疆，”偶有“收复”，也是“间一合围夸战克，振旅入城无一贼”。地方“团练”则是“渔猎闾阎势重炽，纷孥乌众嬉满城”。国库空虚则“捐输”，“称是估籍恣搜掳，刮尽脂膏遍地疮”，财力匮乏“援纳”，“一行作吏如行商，市道浸淫透朝局。”(《感时事九首》，《半》卷六)
太平军兵围杭州，守城将官闭城不战，坐令战火蔓延，“传烽入境谍犹遥，迎击无人截路邀。坐使咸阳三月火，涨天红焰一城摇。”将帅还故作镇定，自欺欺人，“垓心坐镇仗人和，惨澹旌麾自雅歌。共说中丞诚一片，扶乩掷茭吉词多。”城中饿殍遍地，生灵涂炭，“吸雪餐风两月淹，几家留喘望重恹。伤心饥死还兵死，谁把生灵竟聚歼。”诗人此时万丈怒火，厉声痛斥“无如豢肥狗，骨尽遭反噬”(《围城杂咏》，《半》卷八)，反映出诗人对满清政府和军队的彻底失望。
四
19世纪中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发生“乾坤之变”的时期，危机四伏的国势，使心怀天下的士人心绪变得越来越沉重，忧患意识促使了近代经世思想的形成，出现了以林则徐、黄爵滋、陈庆镛、姚莹等政治家和龚自珍、魏源、汤鹏包世臣等思想家为代表的经世派。青乔是经世派中一位地位低微。却热忱于拯道救弱、疾声厉呼的先锋人物。他耻为文人，“廿年仍短褐，初志岂诗人。”(《赠徐晋锫》，《半》卷二)他的诗歌不是“文人之诗”，而是“志士之诗”。《咄咄吟》不是停留于悲愤感慨，而是深究战事的幕后，追寻战败的原因，“冷眼军前事，伤心城下盟。”(看云僧《咄咄吟》题词)反思和总结东征之役的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参考，“底用名山贮石函，筹边策备此中参。”(《自编……赋此为签》，《半》卷二)他的《半行庵诗存稿》也反映了以社稷苍生为念，“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揭露敝政，呼吁禁烟，抵抗外侵，“其志不欲为诗，故其诗独工”(张际亮《答潘彦辅书》)。要之，论青乔诗歌在近代诗坛上的意义，不在于艺术的精湛，而在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经世诗风。“已非一般的未脱风雅习气的诗集”，“具有战斗的投枪和匕首的作用，较之不痛不痒的程式化的诗文来说，光辉得多”。
青乔的诗歌对道、咸之际的历史大变乱，作了颇为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称之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时人对之评价很高，与杜诗相提并论。鹃红词客认为他的《咄咄吟》是“诗史一编传杜甫，良家十郡感陈涛”。无际庵主赞之“行间功罪模糊甚，合让诗人有史才”。欧波老渔叹之“空教投笔者，诗史擅传名”(《咄咄吟》题词)。从青乔的诗作《半行庵诗存稿》中大体上可以看到1833年至1863年近30年里，道、咸两朝社会变乱、民生疾苦、政治腐败、军事废弛、自然灾害狂虐等一系列史实。他的诗集兼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他“是写有关鸦片战争诗歌数量最多的人”，取材于亲自经历的事实，信而有证。他在《(咄咄吟)自序》中说：“仆本书生，不习国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词，然军旅之中，听睹所及，有足长胆识者，暇辄纪以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赞了他的《咄咄吟》有“信史”品格，“青乔作诗以抒忧愤，身在军中，纪事翔实……官家史册所不能详，观此可为殷鉴”。
青乔的诗集，依诗作注，以注解诗。注在容量篇幅上多于诗，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是青乔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如《咄咄吟》和《苗妓诗》注的内容远超于诗。这是对诗、文功能一种深层次的融合和延伸，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诗靠注诠释和补充，注以诗为主题和统帅。注具有散文表达的随意与自由，长于论述分析，又适宜叙事状物，有利于发挥“信史”的品格，能详细记录历史和社会事件发生的始末，特别是诗歌中无法概述的细节。青乔诗中大量采用注使他的诗歌的内容充实细密，为诗与史的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青乔曾师从“吴中后七子”之一的朱绶，他的诗歌从开始就有了吴下诗坛的渊源传统。不仅学习绶“兼取各家，不名一格”，也如绶“痛扫时调，力崇正声，以振兴诗学自任”，继朱绶之后，再享誉吴下。与林则徐的师友之谊使他的志士之诗中增添了不少的政治色彩，开阔了他的志士情怀。他没有一般士人的矜持，只要是正直之士，无论仕宦名流还是后进寒门，他都能倾心交往，“酒酣肝膈悉倾吐”(程庭鹭《半行庵诗存稿》题词)，既能与张鸿基、藏纡青这样的狂士为莫逆之交，也能与叶廷琯、张绵珠这样的谨慎迂耿的人互敬情深。青乔才气卓然，抱经世之志，谙熟文韬，悲壮的从军经历和黔地传奇般的游历让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其他诗人膺服，在吴下诗人群体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他的带动下，吴下中下层士人，尽管才调爱好各不相同却声气相投，力扫乾嘉以来吴下靡靡诗风，走上了经世致用、关心国事民情的现实主义道路，诗风大抵刚健沉郁，推动了吴下诗坛近代化的步伐。“仲环(绶)卒后十余年，子木继起，称诗吴下”，“吴下诗伯，首推贝子木”。
当然青乔在整个近代诗坛的影响不宜过分夸大。他科举止于明经，未有仕进，诗名受社会地位的限制和遮掩，未能进入上层社会和诗坛大家交往唱和，诗作在当时社会的流传有限，才气不能为当世共知，这决定了他不能成为近代诗坛的大纛。从地域来看，他的影响主要在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下一带；从阶层来看，他的影响主要在中下层士人中。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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