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风景秀丽的纱帽山，面临清澈的香溪水，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茂林翠竹，四时具备，奇山秀水，风景如画。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三峡》中曾对三峡两岸的景色有过生动的描写：“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壁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澈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可见那里景色是很美的。优美的景色不仅影响人的性情和容貌，也催生出华美的辞章。这是《郑风》之所以多情歌、多美女的重要原因之一。
2、优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培育文明之风，提升人的文化素养。
《郑风》中描写的女子，虽然性格直率，泼辣大胆，但也都不失文雅娴静、温柔敦厚之风。她们大都聪明善良，多情而又重情。如花美貌中流露出新兴城市女性的聪慧与妩媚。真正的美女是形体窈窕和心灵纯洁的和谐统一，一个女子单有美丽的外表，而没有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是不能称其为真正的美女的。一个地方人民的聪慧和心灵美靠什么培育?除了自然美景的孕育之外，还得力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感染和熏陶。
溱、洧流域不仅自然景色优美，而且历史悠久。这里很早就有人群居住，有熊之丘、祝融之墟、黄帝宫、郐国古城、郑国古城等。遗址遍布，古城寨遗址、交流寨遗址、程庄遗址、杨庄遗址、曲梁遗址等，密布着人类早期仰韶和龙山古文化遗址和遗迹。
郑国是在灭掉虢、郐二国建立起来的中原新兴城市，郐国历史悠久，为祝融之后，西周诸侯封国。西周末年，身为司徒的郑桓公，目睹周王室的衰败，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给自己的妻室儿女找一条出路，选择了济、洛、河、颍一带地方，举国东徙，先“东寄孥与贿”，然后图谋灭虢、郐。自郑桓公到郑武公，先后经历了两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灭掉虢、郐，东迁溱洧。郑国一如周武王灭掉殷商，并不是连同它的文化一同灭掉，而是摧毁它的政权，保留并继承了它的文化。虢、郐虽为郑国所灭，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却被继承下来。溱洧流域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与郑国新兴城市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文化是一个复杂体系，它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春秋时期郑国文化呈现出复杂而又崭新的气象，既有古风古韵的留存，又有时尚风气的流行，既有周礼的规约，又有自由的风尚。比如在婚姻方面，既有远古社会的遗风流韵，也有周代独有的特色；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也有自主择偶的自由；既有繁琐的上层婚礼程序，也有简便的民间嫁娶方式；既有上流社会的排场和奢华，也有下层社会的勤俭和苦酸，呈现出传统礼俗与时尚文化的斑斓色彩。从《将仲子》篇中便可明显感觉到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制约下的心理活动。
东迁后的郑国地近京畿，是中原新兴城市。郑国东门为商业繁华区，不难想象当时东门的繁华景象，商人、宾客、闲人往来无数，青年女子、贵族妇人，“美女如云”、“如荼”，“缟衣綦巾”、“颜如舜花”、“佩玉琼据”、“询美且都”，男子则“青衿”、“佩玉”，显得高大魁伟，穿戴时尚，各领风骚。女子则多著红妆，若遇仲春桃花盛开之际，人面桃花相映红，齐呈娇美之态。集市之中，商品琳琅，美女如云，男女混杂，眉目传情，言语挑逗，传递爱慕。此之时也，情不能禁，魂为之扬，自然会有挚情之语，肺腑之音而秀于口，发诸心，行诸婉歌，于是有了《郑风》中诸多的情歌和美女。
城市不仅聚居着密集的人群，而且也造就着文化。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个地域或种族的居民，他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只能是身处区域的文化的反光晶体。他不仅表达着他自己，而且表达着他所属的社会和区域。《郑风》不仅多情歌，而且多出自城市妇女之口。如《子衿》篇就写到“城阙”，一个女子回忆曾经和男友在城门楼约会的甜蜜情景，“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是最早对城阙的记载。从地下考古看，春秋时期郑国和陈国当时的城市规划，东部是商业繁华区，所以在《郑风》和《陈风》中多次提到“东门”。《陈风·东门之扮》中写到：“不织其麻，市也婆娑。”放下女工，到市上去逍遥一场，闲逛一番。《郑风》中“东门”出现两次，一为《出其东门》；一为《东门之撣》，都是城市劳动妇女的歌唱。《东门之撣》的女子对情人既期盼而又不无埋怨地唱着；“东门之撣，茹蔗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东门外有一道长堤，坡上长着茹藘。所思之人就居住在那长满茜草的地方，离的虽然很近，可是他不肯前来。这是居住在郑国东门附近的城市劳动妇女的歌唱，热烈而又矜持。《溱洧》诗描写出城市居民游春时的热烈场面，从侧面反映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富庶，精神的昂扬。“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茼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三月上巳节，郑国溱、洧两河交汇处，春水涣涣，男女在岸边欢乐聚会，节日的气氛很浓厚，场面也很热烈。《女曰鸡鸣》中的“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则突出反映出城市居民生活的安静与和谐。
从《郑风》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郑国文化是引领时尚的，文明程度较之其他地域应该是比较高的。《郑风》不仅多情歌，而且多为女子歌唱，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政治统治比较开明，社会风气比较自由，能够允许女子有自由的思想，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允许女子自由择婚，这是政治开明的表现。另外从《国语》和《左传》等典籍记载看，周人赋诗言志引用最多的是《郑风》，听诗以观志，借诗以表情，那些官员、读书人并不因为《郑风》大都是出自女子之口而羞于引用，而是喜欢引用，甚至将闺房之乐用于周旋军国大事，既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情志，又充分显示出城市人的文化修养和高雅风度。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应该是以女子的文明程度为代表的，因为女子主要承担着生育任务，影响社会面大，上系父母，中间涉及丈夫兄弟，下及子女，就家庭影响来说女子实重于男子。孔子、孟子都是从小失去父教，但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圣人。因此，从一个地区女子的精神风貌完全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统治的开明和社会风气的自由，从一个地区女子的文化程度也完全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
3、经济繁荣，人民殷富，是《郑风》多情歌、多美女的物质基础。
郑国地近京都洛阳，是春秋时期中原新兴的城市。都市是商业繁华之地，贵族集居之所，物质消费和文化交流胜地。一方面是各级贵族与富商大贾的声色享受；一方面是歌舞艺人为谋生而涌向城市。这些都使本来地处中原腹心，交通发达，经济富庶的郑国都城更加繁花似锦。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文化艺术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支撑，这一点古今都一样。郑国商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诗歌、音乐艺术在这里获得了蓬勃强劲的生命力。商业繁荣为城市文化的发达创造了条件，产生了众多优美的情歌。司马迁在《史記·货殖列传》中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畏袂，攝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这可以用作郑国及当时其他一些富庶诸侯国都市生活的写照。郑国东迁后，周礼道德规范已对其失去了束缚力，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庶，使郑国进入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于是，奢华之风大张，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自上而下形成一种普遍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不但男子大胆越礼，妇女也逾矩自由。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先时而婚，任情而动，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风气，于物质享受外，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对艺术的兴趣，是空前强烈的。魏源在《诗古微·桧郑答问》中说：“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魏源此论，说明了在城市经济发达的郑国，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富庶，政治清明和乐，民风开放的自由风尚。正是郑国商业的繁荣，使郑国的城市妇女生活优裕富足，心情舒畅，或独处或群居，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现实的情人，设想未来的丈夫，或歌或谣，或颂或舞，风情万种，摇曳生姿。《郑风》多情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国当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居民的富庶。以朱熹所谓“皆女惑男”之言，如果不是经济富庶，生活无忧，女子焉能有惑男之心情?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有经济做基础，文化的繁荣、社会的文明都将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一个城市经济凋敝，荒芜破败，饿殍遍地，民人衣裳褴褛，面呈饥色，哪来的闲情逸志，声色婉歌，又怎么会容颜焕发，姿容靓丽?
总之，“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歌风味，造就不同风貌、气质的人物。一般说来，一个地域民风习俗以及人的性格相貌的形成往往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山川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的浴化；二是历史文化积淀和当代统治者的政治教化等人文环境的熏陶。三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的富裕程度。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哪一方面缺失，都会影响到社会的进步、文明的程度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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