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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未完成的叙事状态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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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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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标志而提及，尤其是超越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人物有限视角的使用，更是被视为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对这种叙事方式的称道也就是对客观性的赞许。这种对叙述客观性追求的背后，其实是人类对真实性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在因科学的快速发展而起的对理性的尊崇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倡。却也在理性的过度膨胀当中遭遇到了隐约的质疑。就上个世纪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而言，结构主义可以说是这种理性至上主义的最后绝唱，此后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当中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众声喧哗，如果说其中还有一个共同的声音的话，那就是对理性的质疑，对真实的重新思考。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提及的胡塞尔(Husel)的演讲所指的“欧洲精神的危机”，质疑的是人具体的存在被遗忘，昆德拉将唤醒这种遗忘的责任赋予了自塞万提斯以来的欧洲伟大小说。较之历史叙事中扶桑作为“物”的存在状态，这种由第三人称构成的传奇的客观叙述是还原了扶桑作为“人”的具体性，但这还不够，因为传奇表面上的完整多少制约了对具体的“人”的内心的遗忘，严歌苓刻意采用第二人称所构建的未完成的叙事正是为了唤醒这种遗忘。
(三)“未完成”叙事状态的扶桑故事
如果说在《扶桑》的文本中间潜藏着一个关于扶桑故事的标准叙事的话，这个标准叙事显然是被由第二人称所构成的两种兼具元小说性质的话语所包围的。就是说，凸现在文本前台的是后者对故事虚构过程的指涉和对传奇故事的质疑。他们共同构成的就是一种作者刻意为之的叙事的未完成状态。
所谓的未完成的意义，首先就体现在第一种第二人称的表述所传达出来的“元小说”特点。即元小说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醒读者文本的虚构性质，或是直接展示虚构表达的技巧，更进一步的深意其实是将文本构成的过程一一展示出来：正是叙述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料的整理者“我”有意识地将潜藏在史书记载中的“扶桑”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存在的一个人，不仅有意识地去猜测分析其行为的背后逻辑线索，而且有意识地与之对话，像茨维格笔下《象棋的故事》里的那个老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我”努力站在“你”扶桑的立场上去体会你的思想，你的感情，另一方面，“我”又身不由己的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去理解或是不解你的行径。也许最初这仅仅是一个故事的构思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产物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人称的标准叙事，在那个叙事里，扶桑摆脱了史书中单薄的物的存在状态，成为一个生动的传奇形象。然而，作者不满足于此，因为在“我”和“你”对话的过程中，“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我的意识投射下所构成的人的意义一再凸现“我越来越发现我不了解你。无法了解你。根据这么多记载我一开始推断出你的简单蒙昧，后来我怀疑你有些无伤大雅的低智从而不知掩饰你对肉体欢乐的兴趣。不久我又推翻了所有设想与猜测，我认为你对忠贞的看待更慎重，你的感情藏得极深，它不仅仅是为那个白种男孩藏的。而你现在的安泰，以及你将对克里斯和大勇做的，使我再次陷入了对你深沉的困惑。你的笑让我怀疑我从始至终对你的无知。”
作者最后选择将这一过程如实地展现出来，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一“未完成的叙事”，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过程，以追求故事背后清晰的逻辑线索开始，却以对这种清晰的逻辑的质疑结束。然而，这三种扶桑的故事的存在状态，不仅清晰展现了扶桑从史书走进关于她(扶桑)的故事再走进“我”和“你”(扶桑)的对话中展现的个人化的絮语的过程，展现了一个人物从抽象的物的存在到具体的外在的人的存在再到一个具有内心世界的内在的人的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亦构成一种文本内三个故事间的对话，托多罗夫在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因为人本身不可制服的混杂性，他生活在对话之中，在人中间，发现他人。”并且他认为在对人类问题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思考中“变化、未完成和对话永远占主导地位”，巴赫金对小说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文学理论的范围，《扶桑》对小说叙事形态的探求应该也具有小说以外的意义，至少它间接证明了文化是由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多重话语构成的，而个人之间基于我／你对话关系的体验成为理解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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