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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是一种伟大的政治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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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5:06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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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态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三个六”的社会结构中，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高的是第四个“六”，即76%下层中的“16%”的“下上”层，还有处于中层的4%的中下阶层，希望社会变革系数位居第二。相反，除了赤贫阶层，安全指数较低的是处于上层的6%和处于下层中的10% “下下”层。整体而言，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较高、希望社会变革系数较低的是16%的中产阶级，处于下层的50%的“下中”层阶幸福感指数最高，处于上层的1%的“上上”阶层安全感指数最低，处于下层的16%的“上下”阶层最渴望社会秩序的重新变革。因此，一个社会稳定作用最大的是中产阶级。理论上，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果超过30%，社会秩序就相对稳定。六年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约12%，如今达16%，六年增长了4个百分点，我研究其中的原因，发现六年前中国国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比为12%左右，六年后有所提高，占16%左右。比较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比例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中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在35%—70%之间，其国民工资收入总额一般也能占到当年GDP的30%—65%之间，再加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分配在国民身上的财富占当年GDP的35%—70%之间。在西欧一些高福利国家，比例更高。所以，前几年有经济学家呼吁催生和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以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这两年进行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普涨工资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由12%壮大为16%，即刻增长4%。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一个定量，在这一轮刺激之后，如何进一步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单从经济角度，仍然大有可为，即进一步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工资收入。从表格中看出，各类普通专业技术人才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上层，他们的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高，幸福感指数和安全感指数均不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于他们上升的通道变窄，被剥夺感比一般阶层要强的缘故。但大多数这类专业技术人才都在中小企业工作，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国家需给予中小企业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所以，即使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在经济领域，国家政策在操作上仍有很大空间，来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
现在，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博弈已日趋白热化。在这场社会博弈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有一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思维和恐慌，处理一些矛盾和冲突往往只从既得利益集团出发，显得信心不足。最近有个富家子弟杭州闹市飚车案和深圳机场清洁工占金案，两个案件都有不同的两种起诉，结果两地检察院起诉一个以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一个以盗窃罪而不是以非法占有罪起诉，一个取轻，一个取重，显示地方政府在一些非重大问题博弈上，明显缺乏应有的信心和智慧。相反，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案，地方政府却显示了足够的智慧和信心。在阶层社会博弈之中，特别是上下层社会博弈之中，地方政府总是一次次地挑战民众的信心和底线，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害怕任何冲突。冲突事实上是一个成熟稳定社会的常态。只要冲突的利益诉求不指向和危及政治核心，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冲突感到恐慌。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冲突诉求指向都是经济利益，在处理这类冲突时，政府不必太敏感，政府要有化解冲突的智慧和勇气，而不是遮遮掩掩，一味防堵，把冲突引向更大的政治层面。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明晰和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开始明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博弈也越来越白热化，如何智慧地在不同阶层之间博弈当好判官角色，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局。政府需以更大的魄力和智慧面对各种冲突。中国有句古训：不患贫只患不均。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公平与正义仍是执政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基石，改革不是分钱，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等国都以公平和正义抚平社会伤口为出发原点，建立更加完善的公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完全有能力和必要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
妥协是一种伟大的政治艺术。妥协不仅是平民的妥协，更加包涵精英的妥协。如果各阶层之间的妥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们或有更多时间一起[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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