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乡村医生 责任 信仰 宗教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乡村医生》是卡夫卡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它讲述了一个宗教怀疑论者对责任和信仰的探索。最终，无论是作为身体的医治者还是灵魂的拯救者，乡村医生都无可奈何地失败了，这是一曲唱给责任和信仰的挽歌。但卡夫卡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绝望之人，他在作品中告诉我们，对生活、对宗教持怀疑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取消我们的道德责任，信仰是在怀疑中追求更高的目标。

　　
　　卡夫卡是一个宗教怀疑论者，《乡村医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讲述了一个怀疑论者对责任和信仰的探索，但最终无论是作为身体的医治者还是灵魂的拯救者，乡村医生都无可奈何地失败了。这是一曲献给责任和信仰的挽歌。
　　“我感到非常窘迫”，[1]乡村医生在小说的开篇说道。他在一个狂风大作、雪花纷飞的冬夜被急促的门铃声唤醒，一个重病患者在十几英里外的村子里等待他的救治。刚开始时，乡村医生满怀信心，他有必备的工具和条件：装有医疗器械的药箱、御寒的皮大衣、适合在乡间小路上行驶的双轮马车。但随后发现没有马拉车，他的马因劳累过度头天晚上死掉了。乡村医生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我白白地站着，雪愈下愈厚，愈等愈走不了。”[2]就在医生伤脑筋的时候，一个马夫和两匹膘肥体壮的马突然神秘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出行问题解决了，但乡村医生面临新的困境：是去履行医生的职责呢，还是留下来保护女仆罗莎？因为马夫明显地要骚扰罗莎。想到这一地区的人经常乱按他的门铃，而且这次要以牺牲多年来对他尽心尽责的罗莎为代价，乡村医生愈加犹豫不决，他打算留下来保护罗莎。但医生的职责使他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他身不由己地坐上马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病人家里。尽管有足够的行医经验，面对这位病人乡村医生还是有些束手无策，因为初步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疾病，而生病的小孩却奇怪地对他说：“医生，让我死吧。”[3]待仔细检查后医生发现男孩身体右侧靠近胯骨的地方有个手掌大的溃烂伤口，玫瑰红色，上面爬满了手指般粗细的蛆虫。看到这个致命的伤口，医生虽然极力保持镇静，但来时的信心已丧失大半：“相信我，我作为一个医生，要做什么事情也并不是很容易的。”[4]此时，乡村医生不仅失去了镇静，还失去了作为医生的主体性，因为他被病孩的家人和邻居剥光衣服，按倒在病人的床上，旁边一群学生齐声唱道：“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5]医生和病人躺在一起，模糊了身份界限。医生试图安慰病人，但无济于事。最后乡村医生赤身裸体地逃回马车上，迷失在茫茫的雪地里，心中懊悔这次出诊，埋怨他曾医治过的病人袖手旁观，担忧处在马夫威胁下的女仆。
　　
　　一、责任的无力承担
　　
　　短篇小说《乡村医生》最初的名字是“责任”，因而它的主旨之一是探讨责任的含义。卡夫卡写这篇小说时正受到责任感的困扰，像小说中乡村医生一样，他也处于两难的境地。首先，为了从强大的父权阴影下解脱出来，卡夫卡一年前从父母的住处搬了出来，这使他感到没有尽到长子的责任。其次，卡夫卡也经受着是和未婚妻菲莉斯结婚，还是献身于写作的煎熬。乡村医生履行职责和保护女仆的选择困境，正是卡夫卡自身矛盾处境的真实反映。
　　此外，卡夫卡也在为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而烦恼。《乡村医生》写于一战期间，一战爆发后，卡夫卡的许多朋友都到前线去了，卡夫卡也提出参军申请，但由于身体原因，两次都被退了回来，他为自己没能尽到一个公民的义务而感到不归安。[6]
　　而更重要的，恐怕是卡夫卡在为自己的犹太身份焦虑。卡夫卡写了一系列有关犹太主题的小说，《乡村医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卡夫卡没有属感，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讲的是德语。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在捷克人中间不是自己人，作为被基督教同化的犹太商人的后代，他在犹太文化中不是自己人。卡夫卡是一个为边缘读者写作的边缘作家，他陷于三种文化的困境当中：诱人的欧洲世俗文化、崛起的捷克民族文化和四面楚歌的犹太传统文化。在1921年写给好友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描述了自己如笼中兽般的感受：“大多数用德语写作的年轻一代犹太人希望去掉他们身上的犹太属性，父辈也给予首肯……但这些人的后腿仍然胶著在父辈的犹太文化里面，前腿则悬在半空，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对此的绝望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7]卡夫卡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诠释着他身上的这种犹太属性。
　　在卡夫卡看来，“责任”这一概念源自宗教。在基督教里面，召唤是神的启示，承担职责需要自我牺牲精神，这是神赋予人的一种拯救者身份。在犹太教中，对责任还有更高的要求。犹太人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他们应该承担，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承担，而是他们乐于承担，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承担责任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荣耀。在希伯来传统中，热爱神需要一种精神上对神的服从，服从神的旨意让一个人能更接近上帝，[8]这是犹太人最根本的责任。犹太教经典认为道德责任是不证自明的，它不需要牧师的中介诠释。
　　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将责任看作是宗教意义上的，带有自我牺牲的内涵：“我是这个地区雇佣的医生，非常忠于职守，甚至有些过了分。我的收入很少，但我非常慷慨，对穷人乐善好施。”[9]加拿大著名的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ier）认为医学带有宗教意味：“福音书中比较苛刻的一句话是主说：‘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胜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过宗教精神是毫无偏见的，它驱使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去追求理想，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家人和朋友。”[10]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面临的难题是现代读者非常熟悉的：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理性如何帮助我们在追求理想和对我们亲近的人负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乡村医生是该选择遵从职业使命呢，还是承担家庭责任？这两个问题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乡村医生必须选择其一，他对职业的忠诚使他想要保护罗莎的愿望变得不可能。所以，卡夫卡从创作之初就展现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生活中的选择经常是艰难的，而人又必须要做出选择。
　　卡夫卡对犹太教、基督教意义上的责任都提出了质疑，他不相信拯救、救赎等种种承诺，也不相信责任是不证自明的。在《乡村医生》中，他把责任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用想象中的各种可能性将乡村医生的责任意识复杂化。乡村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去赶赴可能是虚假的急诊，还是留下来保护罗莎？留下来和罗莎在一起是一种愉悦还是一种责任？作者在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责任首先要求承担的能力，而乡村医生是不称职的。他药箱中简陋的医疗器械几乎派不上用场，何况病孩已经“无可救药”[11]，而病孩的家人对他的期望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能力，他悲哀地说：“我并不是个社会改革家，所以只好由他躺着。”[12]诊断疾病需要深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乡村医生这两者都很欠缺。卡夫卡本人对医生的评价并不高，他自己长期受肺结核病的折磨，限于医疗水平，当时的医生没有能力治好他的病。他有一次尽情地嘲讽给他妹妹治病的医生：“这些令人讨厌的医生，摆出一副职业的臭架子，刚愎自用而又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如果没有虚摆的职业架子，他们站在病人床边就会像一个中学生一样不知所措。”[13]在小说里面，卡夫卡以嘲讽的口吻来描写乡村医生，说他甚至没有能力诊断出病人是健康的，还是已病入膏肓。
　　其次，责任需要良好的驾驭能力，而乡村医生却没有。驾驭能力问题使卡夫卡多次想到一个车夫驾驭两匹马的故事，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用这样一则寓言来说明人的灵魂的三重性。[14]柏拉图说车夫驾驭着两匹马，白马象征人的理性，黑马代表人的本能，车夫隐喻人的道德层面，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骑手骑在马背上，他要有能力驾驭这匹马”[15]。在柏拉图的描述中，车夫是道德代理人，在弗洛伊德那里，骑手控制着本能。卡夫卡将这个隐喻推进了一步，他的驾驭者——乡村医生没有能力控制住任何一匹马。责任和愿望都超出他的驾驭能力，医生要给人治病的话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但乡村医生连控制自己和自己愿望的能力都没有，何以谈得上去治病救人？
　　最后，责任还需要明确的身份认同，乡村医生的身份却是模糊的。一般来说，医生是有主体性的个体，从身份上和病人是界限分明的。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乡村医生的身份模糊难辨，他和病人的身份纠缠在一起，最终被剥光衣服，塞到病人的床上。医生成了病人了么？是不是乡村医生也和我们一样搞不清他究竟是病人还是医生？另外，这位医生还被误认为承担着牧师的职能 ：“住在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已经失去旧有的信仰；牧师是会在家里一件一件地拆掉自己的法衣；可是医生却被认为是什么都能的，只要一动手就会妙手回春。”[16]卡夫卡进一步强化乡村医生本已十分复杂的处境：医生和村民的愿望大相径庭。医生只想看病，而村民却将他视为牧师。病人说：“你要救我吗？（“Will you save me”）”[17]而不是“你要给我治病吗？”（“Will you heal me”）病人的要求超出了医生的能力和职责范围，他要的不是治病，而是神的恩惠，不是身体的治疗，而是灵魂的拯救。但在卡夫卡看来，牧师已失去往日的权威，医生也没有了昔日治病救人的威望。
　　二、信仰的难以维系
　　
　　在卡夫卡留下的文字资料中，他明确反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阐释他的作品。“不要再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了！”[18]卡夫卡在1917-1918年的箴言集锦中如此说道。1920年，他在致捷克女记者密伦娜·雅申斯卡的信中又一次谈到他反对心理分析的简化论：“我认为用心理分析来治疗疾病是徒劳无益的，所有这一切病症，尽管表面看来令人悲哀，实际上都是信仰问题，是充满痛苦的灵魂寻找心灵的停泊地。……这样的停泊地扎根在最坚固的土壤中，而且它不是独立的、后天培养成的，它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本性当中，并且会一直起作用。”[19]如此看来，卡夫卡认为疾病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的，正如不能把宗教说成是一种神经症一样，疾病也不能用心理分析来解释。疾病的根源正像信仰问题一样，是超越个体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个体身上。
　　卡夫卡死于肺结核，他的亲身经历验证了他对疾病的形而上思考。1920年，吐血症状出现三年之后，卡夫卡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你愿意听一个门外汉的诊断吗？生理上的疾病只不过是精神疾病的外在表现。”[20]甚至在卡夫卡躺在床上发高烧，他的主治医生宣布他左肺硬化时，他还这样写道：“我很愿意相信肺结核能够治好，每一种疾病最终都会找到治愈的办法……疾病只有一种，它从根本上来讲是精神的，而医生却盲目地用药物去治疗，就像在茫然无际的森林中追逐野兽一样。”[21]

[1] [2] 下一页